近期，“逃离”北上广与“逃回”北上广的话题被轮番热议。“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 无论逃离还是逃回，都已凸显农民工结构变化后，新生力量融入城市的渴望更加紧迫。专家建议，决策层应充分考虑这种力量的转化，从制度上淡化农民工与城镇居民身份的差别。
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1月4 日发布“2011年中国农村政策执行报告”。该报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1-5月，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总量的53.6%，他们的诉求和生活习惯与老一辈农民工差别颇大，对就业的稳定性要求相对较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今年以来农民工就业规模仍在增加。截止到三季度末，全国跨乡镇以外外出农民工的总量达到1.64亿人，同比增加606万人，增长3.8%，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1-5月，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总量的53.6%，他们接受过培训的比例比老一代农民工平均高出8.9个百分点，并且更倾向于到东部地区就业，就业的稳定性也相对较高。
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根据对73个有效调查县的分析，一些县市都为农民进城落户设定了高门槛，限制农民工成为“城市人”。调查还发现，多数县市都为农民进城落户设定了限制条件，比如需要购买城镇商品房，在城镇经商和投资兴办实业，投靠子女、父母等非农户籍亲属，土地被征收等。也有个别县市没有设定限制条件，农民可自由落户。调查显示，2010-2011年，县均有7100多农业人口进城落户，其中最多的县区有10万农业人口转为城镇户口，最少的县农转非人口不到100人。
根据对95个有效调查县的分析，有19个县市将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纳入了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有3个县已经有部分农民工享受了城镇保障性住房。与2010年相比，农民工享受城镇住房保障的情况有所改善。
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指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和比例的上升，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式正在由“候鸟式”向“移民式”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生活和在城市稳定就业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和就业的主要地点。
宋洪远还表示，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迫切要求相比，城市仍然存在着农民工工资偏低，居住条件恶劣、社保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必须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不能从制度上导致他们成为城市的边缘化群体”。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提出建议，从制度上淡化农民工与城镇居民身份的差别，从政府公共投入导向上缩小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具体为：一是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逐步推进省会城市和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二是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在农民工中开展建立登记失业制度试点。三是扩大城镇住房保障覆盖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四是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落实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同时加大中小城市教育资源统筹力度，重点落实农民工子女享受务工所在城市平等义务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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