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到现在，经历过多次生存危机，几乎每一次最后都成了发展壮大的前奏；这次不同，贪官污吏太多了，官场病入膏肓。应了那句老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党的因应之道则是唤起“八荣八耻”，培训干部“官德”。只道“孺子可教”，忘记了“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教育必须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配套，才能奏效。
当年，毛泽东、林彪等人，做事讲究“思想政治工作先行”，能应付好多年，因为他们把整个国家设计成这个样子：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联盟、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集体主义……，人民生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由政府安排和控制，几乎没有个性与选择，只能在政治里讨生活。有了这样的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传播。现在的中国大陆，社会背景全然改观，生活方式恍若隔世。这时，想通过公园广场唱红歌、开班授徒讲官德之类的方式，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无异于管弦乐队里打竹板、副食店里卖钢琴，没有市场也不搭调。
回顾党史九十年，最懂政治、不惜代价的是毛泽东，心存侥幸、钻空子的是邓小平。此话怎讲：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需要凝聚力量、大胆尝试。老毛又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个性，不免独断专行。他深知思想的力量与人性弱点。于是，牢牢地控制起全国人民的生活、工作和行为，仅一个票证、户口制度，就让人无法一日偏离其体制。无孔不入的集体主义，既引导人们合作、又带领人们归顺，同时否认了个体价值。在在与其理念信仰、政治路线合拍、结伴而行。竟也推动了社会进步、提高了民族地位。那时的党员干部，面对权威、裹挟潮流、生活无着、思想桎梏；所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幸而文化大革命失败，证明了“物极必反”的原理。然而，利益已经在握、历史责任未偿，共产党怎能退出历史舞台。邓小平想出了让资本主义养活共产党、补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意。老邓深明列宁同志“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之说的道理。知道经济生活的改变，将使政治转向何方。于是强调“四个坚持”，意在“左右逢源而又通吃”。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自然法规不容取巧、欺骗。党的中心工作一朝踏上“发展经济”之路，“大河有水小河满”似地，党员、干部的生活迅即起了变化。膏粱厚味，不但油腻了人们的腹肠，还唤醒了人性之中追寻欢愉的本能。社会上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出乎邓小平等意料的速度，全然改观。中国成了一个声色犬马的社会、物欲横流的社会。结构为拜金设计、规则有利贪腐，意识鼓励个人奋斗。到处都是生财之道，党下台了又何妨？舍己为人、奉公守法因为太迂腐、挡财路、煞风景，在官场上几无立锥之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和活动。整体上，信仰与思维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其实，国家社会、文明文化就是这样发展进步的。所谓：矛盾主次易位、社会动态平衡。西医诊病首重病因，中医开方君臣佐使。当代中国的官场病，既然是社会结构改变造成的，靠老生常谈就缓解不了。调治的主要措施定为“与时俱进”，首先就要重订分配制度、建立民主体制、完善立法执法、扩大资讯自由……，把党政军警、士农工商的行为纳入新的框架和制约，辅佐谈理想、树美德、重操守的教育活动，或可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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