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走在北京的街上，发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首先是从丐帮开始的：一些穿得干干净净，银发梳得一丝不乱的老者，面前立着莫大的冤字，向路人寻求法律援助。在他们周围，整齐地摆满了各种盖了公章的文件，以及用漂亮毛笔字写的状纸。他们不像其他乞丐那样心虚地乞怜，而是用充满激情和逻辑的演讲向路人控诉政府的腐败。
腐败永远是民众对政府最大的不满。如今腐败已经从“现象”变成了“文化”，这使得群体性事件激增，由1993年的不足1万起，增加到2009年的超过9万起。而参加上访、集会、情愿、游行、示威、罢工的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激烈。
相应的，政府的口号也由“创建和谐社会”升级到了“维稳”。是的，不光民众知道这个社会病了，政府也知道社会已经病到将发生动乱的地步了，而最大的症状就是屡遭民众控诉的腐败。
那么腐败的病根是什么呢？再回到北京街头看一看：在你面前，喊冤的老者正控诉地方官一手遮天，自己备受迫害却上访无门；而在你身后，一个城管正从执法车上走下来，周围的小贩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作鸟兽散了。北京街头上演的就是政府腐败的病根----权力。这个权力的界限很清晰，就是官与民。不论是什么官，哪怕是小小的城管，在民众面前，都能展现出强大的权力，而民众的权力却少得可怜。
政府的病正在于剥夺了民权。民众无法靠正规的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力，那么就只能靠暴力解决，于是造成了群体性事件。而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的最终结果，就是推翻政权的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不仅对执政者是毁灭性的，对民众自身更是一种灾难。暴力革命导致的经济下滑甚至崩溃、治安混乱，受害最多的还是普通的民众。官员或者富人可以随时选择离开，而普通民众的生命在动荡的时代里只是狂风中的一片树叶，完全由不得自己。
但面对这样的重病，政府选择的治疗方式是给民众吃药：拦截上访者，限制言论自由，对新闻和出版加强审核，暴力镇压示威、游行……仿佛只要给民众吃足了药，社会就健康了。
社会病了，政府一味地给民众吃药，并不是因为政府不知道病因，只因为在自己身上找病因就意味着要改革。你会奇怪，我们不是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么，改革不是很正常、很正当的事么？但请细想一下，这三十年改革的主要对象是谁？是农村的生产关系，是工厂的所有制关系。换句话说，对于政府而言，以前改革的对象都是“别人”。
而现在，“别人”已经改革得差不多了，再改革，恐怕就要在自己身上下刀了。这也就是目前温家宝提出的政体改革。一方面，有领导人呼吁党政分家；另一方面，民众对民主政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迫不得已，只好在今年的基层选举上开了一道民主改革的小口子，使得一批与党无关的独立候选人出现。
可是，在自己身上开刀实在太疼。所以当局也就是做做要开刀的样子，独立候选人们基本都无法进入候选名单供民众投票。由此可见，在现阶段，当局想的主要还是如何避免真的在自己身上开刀。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没有人说当局需要开刀就好了，就和谐了。
于是在这样的“和谐”文化里，文化整顿风起云涌，“唱红”运动席卷中国，卷走了2700亿，也卷走了真正的文化。中国前进的大轮吱吱呀呀地发出左转的声音，人们仿佛闻到了文革重来前的暴雨气息。
文革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将文化翻新，统一思想，稳固政权，这是所有一党专制的国家都会走的路。有一本叫《1984》的小说，它写于20世纪40年代，但里面描述的，却完完全全是中国文革时候的样子。小说里的一党专制国家翻新了他们的语言，叫做“新话”。它和世界上其他语言不同的是：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在逐年减少的语言。负责编撰《新话字典》的人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
如今建立敏感词词库，可说是当年小说中编撰“新话”的又一形式。屏蔽词汇，审查出版物，限制娱乐节目……这是属于中共的文化翻新工程。
文化翻新工程对思想和文化的禁锢，效果是显著的。上周末，美国自由之家公布了2011年世界自由报告，其中中国新闻业的自由度排名184，全球倒数13名。而与此同时，政府又对新闻出版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扫黄打非。
文化的一个个限令，就像一颗颗麻痹民众神经的药。如果不拒绝吃药、翻出墙去，民众很难知道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绝大多数民众不知道自己可以参选人大代表，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人连现在人大正在换届选举都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改革的呐喊者孤立无援，政体又何来进步？
政府给民众吃药，民众对政治麻木，而民众的麻木又增强了政府喂药的信心。如此循环下去，直到鲁迅先生说的那一天，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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