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民主,仅靠革命远远不够》文章称,中国不仅常被说成是“不民主的”,还不断被西方扣上“反民主”的帽子。但中国的民主建设这些年里决非“原地踏步”。美国之音同日发表文章《中国需要何种民主?环球时报观点待商量》对此表示质疑,认为社论文章没有说明,是谁说,民主仅靠革命就够了;也没有说明,是什么人认为,革命必然带来民主。。
《环球时报》社评说,中国常被说成是“不民主”的,还不断被西方扣上“反民主”的帽子,“由于中国的确没有搞西方式选举,不少中国人自己也觉得‘理亏’”。社评还说,“我们在‘民主’问题上一直处于被西方批判的位置。”社评呼吁中国人别被西方控制了头脑,保持针对“民主”的独立思考。
社评说,埃及连续发生街头抗议,动辄死几十人,中亚小国的党争使国家发展无从谈起时,就不是好民主。民主是好东西,中国也需要民主,但中国显然更需要“好的民主”。好的民主是:帮助避免专权,帮助决策科学化,帮助反腐败,而不会带来社会震荡。
美国之音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文章没有说明,是何种理论、何种思想、何种人认为,民主,仅靠革命就够了。社评也没有说明,是什么人认为,革命必然带来民主。
《环球时报》的社评还说,这几年,中国的民主建设没有“原地踏步”,而是取得了进步。同五年前相比,中国人发言渠道多了;各级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的现象也增多了;听证会也越来越多。大连PX项目因民众抗议关闭;北京等大城市交通方案被网上意见搞黄,网上要求空气监测“PM2.5”,一些城市就开始着手准备。社评在最后说,其实,中国就走在民主的道路上,“只不过我们此前没有清晰地把这条路称为‘民主’。”
对于社评中所说的民主进步,美国之音反驳称,但是《环球时报》没有提到的是,厦门居民李义强因为参加反对PX项目的游行而被捕关押;它也没有提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因为环境和空气污染问题而提出的意见。
旅居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陈破空曾针对环球时报的另外一篇社评《配合社会治理,知识分子应带头》说,发生在中东北非的民主浪潮,茉莉花革命,摇撼了更远的独裁者,比如北京。“中共出动大量警力,绞杀在中国各大城市出现的类似‘茉莉花革命’现象的人群聚集。”
网络民主刊物《纵览中国》11月23日刊登海外民运人士胡平的评论文章《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个问题》说,共产专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怪圈: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大多数人不敢说真话;但只要大多数人不敢说真话,我们就永远无法赢的言论自由。要打破这种怪圈,与其呼吁大家都来说真话,不如呼吁大家都来捍卫言论自由,因为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更简单,而且也更重要。
博客作者杨威利在其博客上说,在中国,有很多反对民主的说词。有一种说词就是:中国已经在改革,已经朝着民主化迈进。杨威利说,一些既得利益者以此来遮挡批评,希望维持现状,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实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其实仅仅是经济改革。”
此外,一篇题为《在海外想中国,不知该大笑几声,还是该大哭一场》的文章近日在一些海外中文网流传,《纵览中国》网站也转载了该文。
文章说,“这个国家的法制是这样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最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文章说,“在这个国家,选举是一场奇怪的游戏,最终结果由上级决定,上级需要哪个人当选,哪个人就一定会当选,很少出现误差”,“每过五年,会有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选上的人被称为人民代表,而事实上,他们几乎不能代表人民,只能算政府雇员,也只会帮政府说话”;“报纸和电视的责任不是报导真相,而是为政府做广告。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人愚蠢,教人效忠政府”。
中央党校教授宋慧昌11月24日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参与式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实现形式》称,除了“民主选举”这个主要形式之外,从公民个人到各种社会群体广泛的社会政治参与,已成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行使民主权力的方式可称为“参与式民主”。实践证明,积极稳妥地发展这种“参与式民主”,是建设中国式民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成为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
《环球时报》社评《民主,仅靠革命远远不够》全文:
中国不仅常被说成是“不民主的”,还不断被西方扣上“反民主”的帽子。由于中国的确没有搞西方式选举,不少中国人自己也觉得“理亏”。虽然中国这些年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目共睹,我们在“民主”的问题上却一直处于被西方批判的位置。
西方舆论十分强大,中国想说服西方很难。但中国人别被西方控制了我们的头脑,保持我们针对“民主”的独立思考,却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是好东西,但当埃及连续发生街头抗议,动辄死几十人时,以及当中亚小国的党争使国家发展无从谈起时,它还好吗?我们需要民主,但我们显然需要真正“好的”民主,它能帮我们避免专权,帮我们决策科学化,帮我们反腐败,但它不会给我们带来社会动荡。
这要求中国民主文化的“基本建设”能够与民主的制度性推进相匹配。这些基本建设是什么呢?它们应当包括:社会对民主政治形成基本共识,法律的权威足够大,社会对形成的多数意见足够尊重,意见和利益的尖锐对立不会走向暴力,弄虚作假在社会基层就遭到鄙视,等等。
同样的民主条规,在不同国家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问题就出在这种匹配和不匹配上。做一个民主制度的高规格安排,一场埃及那样的革命就够了。但把民主文化的这些“基本建设”大致做到位,却需要经济和文化在一个社会里不断发展的培育。
应当说,中国的民主建设这些年里决非“原地踏步”。让我们大家都想一想,即使与5年前相比,今天中国人发表言论的渠道是否多了很多?各级政府权力受到的约束是否也在逐渐增多?官员问责是否在动真格?因“一包烟”、“一块表”、“一个微博”、“一张照片”被互联网“搞下台”的官员是否隔一阵子就被逮住一个?
这些在5年前可以想象吗?
听证会越来越多,尽管有的还流于形式。大连PX项目因民众抗议关闭,北京等大城市的交通方案被网上意见搞黄,网上要求空气监测“PM2.5”,一些城市真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些莫非都与“民主建设”无关?
如果依事实而论,最近这些年是中国民主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除了上述具体表现,这种进步的成果还包括:第一,中国人开始普遍认同,民主是大趋势,这个共识在逐渐定型。第二,中国社会渐渐能够分清“民主”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开始相信民主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这样的认识和共识一旦在中国社会都得到巩固,一旦中国社会能够通过近年的具体实践不断积累自信,民主在中国的前途将豁然开朗,中国的崛起过程,就很可能同时成为世界民主新模式的伟大实践。
中国不能为模仿西方而搞“政治休克疗法”,一方面它的前途不可知,一方面它至少需要用一两代人的命运作代价。苏联解体带来巨大社会痛苦,但20年过去,今天的俄罗斯仍被西方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
“民主”不是中国要求的虚名,它是中国前进的必然方式。其实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只不过我们此前没有清晰地把这条路称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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