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右两派的网上混战烧到网外，北大教授孔庆东对南方报系骂脏话，南方报系支持者还击，孔庆东支持者与南方报系支持者互烧报纸，媒体人郭宇宽吁理性对话，共识网的周志兴认为左右派仍有共识。香港中国社交网络话语环境日趋暴力化，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士等意见领袖亦未能免于这场简单粗暴的网络战争。敌意从网络延伸至现实世界，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共识缺失与价值分裂。
十一月七日下午，中国大陆记者节前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发布微博称：“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
针对孔庆东的网络暴力言论，包括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内的多家中国媒体予以谴责，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人士也针对孔庆东的粗俗言论发表意见，维护公共伦理底线。部分北大学生与校友也要求校方开除孔庆东，保护北大清誉。尽管诉求合乎情理，但这些声音中也不乏将孔庆东骂为“孔叫兽”等以暴制暴的话语。
这个“三妈”排比句随即引发中国网络口水大战，部分自称为“左派”的网民与中国“反伪科学斗士”司马南（本名于力）力挺孔庆东。十一月十七日、十八日，山西太原与河北石家庄部分孔庆东支持者搞了一把行为艺术，搜集了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数百份报纸杂志，当众付之一炬，并将照片上传至乌有之乡网站及微博。这些“爱国者”打出的口号是“为了中华民族火烧汉奸媒体南方报系”、“声讨南方汉奸报系，铲除卖国贼”。
针对“火烧南方周末”行为，一些长期支持南方报业的读者与网民也不甘示弱，表示“每个公民都有烧报纸的权利”，并在网上号召火烧《人民日报》及其旗下的《环球时报》等官方背景报纸。
这场网络大战的另一个引爆点是司马南的一场演讲。一位女网民在一个多月前就曾表示，谁去砸司马南的场子，她“陪睡”一夜。十一月十四日，她亲临司马南演讲会场。虽然司马南最终没有成为臭鸡蛋或鞋子的攻击目标，但该女网民却一时名声大噪，并博取声援无数，其中也不乏被划为中国“右派”阵营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
将网络暴力进一步升级的是刚刚成为几万名网民债务人的艾未未。十一月二十日，艾未未在Twitter上公布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主笔王文，以及司马南、吴法天（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丹红）等人的私人电话，导致四人遭到电话骚扰。而胡锡进也不示弱，动用《环球时报》发表社论，以报社名义还击艾未未。
至此，网络暴力升级，从社交媒体的自媒体领域扩展至公共媒体空间，从微博上对“汉奸”与“五毛”媒体的谩骂延伸至火烧报纸杂志，意见的纷争、价值的对立似有群众化趋势，这也难免有人担心，中国重回“文革”时代。
标签化的群体
目前在中国大陆，代表不同利益诉求与意识形态主张的群体被贴上互相对应的标签，并常常上演对手好戏： “左派vs右派”、 “五毛vs美分”、“环球时报vs南方系”的对立。
除此之外，“民逗”（民主斗士的戏称）、“带路党”、“毛粉”等身份标签层出不穷。“汉奸”是引发这场大辩论中的一个负面标签。在上世纪抗日战争的记忆尚未完全消散时，“汉奸”一词多少还会触动中国人民的民族痛感。但在和平社会环境下，“汉奸”已成为打击异己的惯常罪名。与此相似的帽子还有“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受境外势力蛊惑”等。这当然不是中国首创，早在苏联时期，斯大林迫害布哈林就曾指其为“帝国主义间谍”；台湾在“戒严”期间，当局打击李敖、柏杨等异见人士，也曾罗织类似罪名。专制政权导致国民心态的总体封闭，世界被简单化、二元化，“非黑即白”的思维常导致对外部世界怀有过度的防范乃至敌意，这往往导致国民思维的极端化、暴力化趋势。
不同利益群体的标签化对正常社会来说，是个危险的信号。中国著名作家、民主人士冉云飞认为：“河北太原一些网友火烧南方系报刊之事，这是一种极端的言论和行为表达，也是几十年来官方分割社会正常联结和制造敌人思维在民众中的必然体现。人们不仅丧失互信，而且随意标签化，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板结而不能形成有效互动。社会学家查农说得好：在社会互动结束的地方，就是社会瓦解之处。”
在流行的身份划分中，有必要澄清“左”和“右”的区别。一种观点认为，区分中国大陆左派与右派有几个问题可作参考：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看法，以及对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的态度。这已远远悖离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以不同经济学主张划分左右的标准。仅从对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来看，就存在多种议论：有人否定毛时代，拥抱改革开放又慎待民主；有人怀念毛时代的纯朴社会道德，批判改革措施；有人主张新民主主义，也有要求彻底民主化的声音。
实际上，目前连结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已超越了传统的左派、右派定义，从纷繁的身份标签中可以看出，很多标签是以对现行体制的态度、与体制的微妙关系、对中国发展道路为刻度进行识别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不同利益群体对中国的现状观察与未来判断都有不同的视角。群体标签化只会刻意忽视多元利益诉求，引发潜在的更大社会冲突。
一场微博上的言论暴力引发了网民对微博话语生态的重新思考。中国媒体人郭宇宽一直主张微博话语的平和理性，曾主张持不同观点的意见领袖不要“隔空喊话”，更好的方式是面对面交流，建立理性交流的公共话语空间。
郭宇宽认为，孔庆东当然有拒绝接受采访的权利，但他公然侮辱记者，还以此得意，并得到很多粉丝的支持，这充分反映了微博的话语生态，迎合了民粹倾向，但依然希望与孔庆东、司马南对话。
郭宇宽表示，“若辩解不自由，则批判无意义”。他以司马南指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与美国有联系为例，认为陈光诚目前没有发言渠道，这样的指责有失公允。
郭宇宽认为中国社会“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加深，“所有问题都成为了公共议题，同时又缺乏专业话语”，造成了在微博上“只有山头没有专业话语”的现象。原子化的个人容易受到有野心的“精英”驱使，成为乌合之众。
他认为，每一个对自我有所期许的公民都应该有所担当，努力建构一个规则公平的公共话语空间，树立“讲道理”的信念，“总能化解一点暴戾之气”。
《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对《亚洲周刊》表示，目前网络上的话语暴力，也体现了价值观的对立，但认为说共识分裂有些过分，中国的左右派仍存在基本共识。左右派都爱国都求变
周志兴不久前曾与韩德强、王小东、李希光等左派学者与意见领袖进行过深入交流，认为左派与右派在一些问题的出发点上是相同的，比如，两派都爱国，都意识到中国需要改变。他希望政治光谱中的左右两派可以进行面对面的理性讨论。
在《环球时报》十一月二十二日社论《莫让粗暴对立主导中国互联网》一文中，胡锡进也认为，中国网民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站队”。这篇社论呼吁中国政府应对社交媒体秩序“有所作为”，但现实社会中的分裂无法愈合，最后难免会把“刚性维稳”的社会管理思维延伸至网络领域。
《亚洲周刊》最后指出，袪除社会暴戾之气，需要时间来教化培育公民，但是否能达成共识，为国民的未来谋求出路，这需要拥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拿出诚意，心平气和地讨论而非谩骂攻诘。当然，前提是掌握政治权力的领袖们足够宽容，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一个从容的、免于恐惧的自由讨论空间，而非对公民言论进行“刚性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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