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的“左右”之争挺热闹，右派学者要重新审视毛主席，左派粉丝就公审茅于轼；右派呼吁换掉新华门前的标语，左派大将又即兴发明出了新口号“三妈的”；右派青年砸左派旗手场子，左派同志就焚烧右派报纸，表示对汉奸媒体的愤怒，虽然烧纸这种方式比常见的拿来糊墙擦屁股文明高雅多了。
----谁说中国缺乏民主基因？烧报纸这么绝妙的方式都被信手拈来不在话下，中国人简直是发明民主表达方式的天才。
虽然用“左右之争”来描述并不完全准确，但在民间，这种“民族”与“民主”的争论的确是大量存在的。然而，把这种中国式的“左右之争”的描述从民间延伸至当权者，比如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也囊括进这种争论中，这即使是在中国的语境中，也是很牵强的。
话语总是权力的话语，中国的“左右之争”当然本是权力话语的争夺，而在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拉进这种争论漩涡中，更体现了其中的人为性。是争论参与者利用地方政治权力也好，是被权力牵引、又或者是他们一厢情愿也好，虽然话语体系的形成难以细细追根溯源，但它的人为制造性是相当明显的。
观之那炒得热火朝天的“重庆模式”，其实就是唱红打黑的模式而已。热衷者再能祭出的，也不外乎建公租房、让官员下基层的“三进三同”、“启动户籍改革”，就算再把什么“绿化重庆”、打击食品药品犯罪，甚至贫困学生免费营养餐都塞进来，“重庆模式”肚子再大，也只是假装的孕妇而已。重庆不能脱离中国政治，官员下基层、户籍改革等这些措施口号在中国实施的可能之渺小可想而知。骗个带薪假期可以，这假孕妇要想生出个什么有益于中国地方治理实践的真“模式”，是不可能的。
而即使这些都能实现，听听这些口号，不都是党和国家一直都在呼喊和全心全意要实现的吗？不都是一个现代政府所理应做到的吗？除了唱红打黑，它们有什么异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性，使其堪称一种“模式”？而所谓“广东模式”，更是在“重庆模式”被炒热一段时间之后，被梳理出来的另一个话语体系载体。它是作为与“重庆模式”的对照物产生的。美国各州高度自治，经济、司法、社会治理模式大相径庭，但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纽约模式”或者“加州模式”，中国地方只喊了几个口号就成为“模式”，也许只说明了中国地方自治的极度缺乏而已。
两种“模式”，本是人为制造的话语，而把它们看作“左右之争”的政治实践，甚至以为这就是“左”或“右”的理想的实现，则不免太有点naive了。薄熙来把蜀山的树都唱成红色，还是不遗余力把富士康这个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境外资本主义引进重庆；汪洋怎么谈公民社会，该派城管大兵整治“高危人群”的时候，还是丝毫不会手软。汪洋自己就强调过广东不搞“政治特区”。其实在经济发达、本来更有理由说“分蛋糕”的广东强调“先做蛋糕”，而经济相对落后、基尼系数较低的重庆却大喊“先分蛋糕”，这种话语争论本来就很讽刺。逻辑的错乱不是因为政客们精神有问题，那只说明了，这只是权力话语之争，无关理想的“左”或者“右”的。
民间的这种左右之争有多大意义，本值得怀疑，更不必说这两种所谓的“模式”。如果民间左右派朋友们不是在利用政治权力作为一种话语资源，而真的相信所谓重庆模式是“左”，广东是“右”，那就该跳出这种人为编织的政治幻想，清醒一下了。而更多的看客如我等者，则大可不必在意是谁赢了这口水仗，谁能上位，而应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能否冲破中国这僵硬的体制，为地方甚至全国治理带来真正有益的新经验。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