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近年来每每引起众多名人的关注。前段时间，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直指中国大学教育的软肋：造假、争名逐利、官僚化管理、缺乏活力，等等，不一而足。10月30日，杨振宁教授在南京东南大学与演讲时说，中国的高校对国家的贡献超过美国。理由是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其中很大的功劳来自高校，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才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
看来杨老先生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高校对人才的培养。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不独是有这些人才的结果，还有很多因素，如国内国外的投资，产业政策，官场政绩工程等，按杨老先生的逻辑，甚至可以推导出中国的官场盛行的政绩工程对中国的贡献更是大得不得了，无论与任何国家比，都属第一，因为中国的整个经济本身就受官场控制。无怪乎西方国家关心中国的领导人讲话胜过关心中国的体制建设。
作为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著名学者，杨老先生当然没有义务去回答丘成桐先生指出的问题。丘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毫不客气，当然有伤一些人的虚荣心，而杨先生这回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赞誉则虽然动听，也能让一部分人满意,但未必合时。说得直白一点，杨老先生的言论对消除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时弊没有半点用处。因为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杨老先生的这个演讲有所改变,甚至还会为其存在提供貌似充足的理由。
在谈到出国留学和研究时，杨老先生现身说法，说要是当初自己不出国的话，可能会更早一点提出规范场理论。可惜这回杨老先生用的是假设。历史没有假设，因此杨老先生的这番话没什么说服力。
中国人喜欢崇拜名人，对名人的话言听计从。但名人毕竟不是圣人，难免也有出错的时候。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我提议，别信杨振宁先生的话。杨老先生再权威，也仅是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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