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和苏联解体20周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裴敏欣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先例表明，后极权政权的政治改革有巨大的革命性风险，其重要原因是这类政权的沉重历史包袱。中共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风险，因此坚决不开政改这一口子。
香港《领导者》杂志总第42期文章《中外人士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刊登部分中外人士对此以及关于中国转型的感想和思考。其中，裴敏欣提出上述观点。
有关苏共垮台的研究国内不少，但很少有从后极权政权如何丧失其合法性这一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曾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裴敏欣表示，绝大多数的学术著作都把经济因素、民族矛盾和苏共的政治退化看成是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容置疑，这些是解释苏共垮台的重要因素，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苏共垮台的一个独特现象，即其合法性的消失的“非线性特征”，苏共失去人民的支持的速度是几何性（即以倍数加速）。
裴敏欣说，这种“合法性雪崩”现象有多种因素造成，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后极权政权的历史包袱。任何后极权政权都有一部用人民鲜血和眼泪写成的历史，它在其极权独裁者的统治下造了不少孽，如斯大林的肃反、毛泽东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一历史包袱是极权独裁者的继任者们的巨大政治累赘。不面对历史，后极权政权的统治者们（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极权体制本身的受害者）无法对人民交代；但是清算这一段血泪史，后极权政权自己的合法性会遭受重创。
由于这一两难处境，后极权政权的统治精英们都采用了折衷策略，一方面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一方面怪罪于已去见马克思的前独裁者。他们希望这一策略随着时间的消逝会导致集体记忆的淡化。后极权政权的历史包袱也就会不知不觉地被丢掉。
前苏联的崩溃表明这一策略是后极权统治精英的一厢情愿。当戈尔巴乔夫开启政治改革后，苏联的媒体全面开放，触发了“历史真相的雪崩”。虽然斯大林时代于1953年结束，但前苏联的媒体仍把苏联的极权时代的重大事件的真相挖底掏根，无情披露，其最重要的政治效应之一是苏共对人民的犯罪纪录被公布于众；该政权的虚伪、残忍和无耻暴露无遗。苏共的合法性因此而迅速消失，苏共的改良也因而转化成了革命。
前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先例表明，后极权政权的政治改革有巨大的革命性风险，其重要原因是这类政权的沉重历史包袱。
裴敏欣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风险，因此他们坚决不开政改这一口子。但这并不是对苏共垮台的一个正确解读。苏共的致命错误是在总体形势稳定时过度保守，丧失改革良机。历史包袱并不可能赖掉。要防止出现“合法性雪崩”，现任中共领导层应采纳另一策略，在没有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之前把有可能导致其合法性雪崩的历史问题讲清楚，以便政改时轻
装上阵。这就是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须大大修改，还共和国历史的真面目。
曾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认为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较之20世纪50、60年代，共产党的道德标准有所下降；二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缺失，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则认为，忘记历史就会重蹈覆辙。
他表示，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不能归咎于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是乾隆皇帝以来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认为，中国存在腐败和收入不均两大危机，以及乡村选举扩大到城镇一级和法治改革的提高对中国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另外，在中方人士观点方面，中国政协委员黄方毅强调的是宪政。
陈有西律师认为，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两条要是发展下去，是会长远地影响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的。
《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表示，民主和宪政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宪政。当下中国，只有用发展民主、宪政的办法解决矛盾，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认为，今天，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同样要有一种担当，需要勇气。他表示，缺乏顶层设计的理念，更缺乏顶层设计的操作，不但使制度建设陷入一种困境，而且降解着制度的权威。
《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认为，这个《决议》是有重大历史局限性的，是“不争论”、“宜粗不宜细”的结果，许多事实没有说清，责任也有诿过于人等问题。但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是至今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人民的角度，执政党长期内斗并将人民大面积卷入，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时隔三十年后，是不是至少应该有一个郑重的道歉呢？现在还看不出有这样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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