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12月7日召开纪念《红岩》小说出版5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题词祝贺说：“《红岩》出版发行五十年了，英烈们坚贞不屈的精神和意志深深感动了几代人。我们重庆人以红岩而自豪，要继续传承红岩精神，坚定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一身正气，矢志不移！”
据《重庆日报》报道，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在座谈会上说，因为《红岩》，重庆“红”遍全中国，拥有了鲜明的文化标记。要坚持唱《红梅赞》，读《红岩》小说，讲红岩故事，传红色箴言，让红岩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提升干部群众的精气神，使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说，在红色历史上，重庆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在今天的中国，重庆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城市----“唱红打黑”、“五个重庆”建设，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极大反响。今天，重庆市举办这样一个关于《红岩》出版五十周年的纪念座谈会，体现出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文学事业，特别是对革命事业、进步文学的高度关注和关怀。
一部《红岩》小说，让许云峰、江竹筠（江姐）等烈士的形象家喻户晓，一曲《红梅赞》万人颂唱广为流传。不过，光环背后，《红岩》开始备受争议。《北京日报》今年7月25日披露，人们过目难忘的情节是，江竹筠被捕后遭受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但是，这个震惊了亿万读者的情节却是虚构的。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交代材料。根据材料，徐远举对江竹筠动用的酷刑不是“钉竹签子”，而是“夹竹筷子”。
《小说评论》2009年第6期曾经发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文胜文章说，《红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中共重庆市委积极操作，并最终出自集体创作的一部小说。《红岩》曾多次易稿。1959年8月，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写出了第二稿，名为《禁锢的世界》，在广泛征求意见时就被认为“基调又低沉压抑”，“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1961年12月，经过作者和编辑等人的一起努力，特别是罗、杨二人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等相关政治材料，终于“找到了高昂的基调，找到了明朗的色彩。”
文章说，罗广斌、杨益言的写作，无论是《在烈火中永生》还是《红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权力话语运作范畴的政治性事件。具体而言就是为了实现对青少年展开的阶级教育。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出版之前，他们就曾以这些材料在成都、重庆作关于“革命传统”的报告。
“据回忆者说，罗广斌讲‘白公馆’中的‘小萝卜头’的故事，‘一次比一次讲得丰富、具体、细节生动。看得出来，他讲故事不只是搜索着记忆，而且不断在进行着由表及里的思索，展开了设身处地的想像”。他们在进行《红岩》的创作时也被要求进行“合理的虚构”。
所谓“合理的虚构”，就是要在合乎当时政治宣传所阐明的道理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呈现《红岩》虚构特征最明显的是其中关于“中美合作所”的相关情节。何蜀在《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红岩》和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中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所有情节与史实严重不符的事实：第一，当时的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它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一回事；第二，1946年1月，早在《红岩》等作品中的故事发生之前，中美合作所就已正式宣告结束。
文章说，这样的虚构并不是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而是与当时国内反美情绪渲染的需要有很大关系。正因如此，1961年，《红岩》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了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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