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校车事故，中国政府一时又成为民众怒火的焦点。温家宝发话“我要求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仅半月，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发出《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而在意见稿公布第二天，江苏徐州发生校车事故，十余儿童罹难。很多人已经出离愤怒，连骂的动力都没有了。
中国的校车问题，远不是一个法律条例可解决的。实际上，中国连正规的“校车”和校车制度都没有，大谈校车问题，只是就近借用了个词，还谈什么“校车安全条例”？并非说中国政府不应努力解决学生交通安全问题，而是说这是牵扯到财政资金、教育产业产权、教育招生制度等这些顽疾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项硬件软件支撑，不是一个月闭门造车制定出些校车的质量标准和路权的规则，就能解决的。
7月的动车事故，温家宝到温州后，同样是调查事故、整改铁道部的各种庄严承诺，而事故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出来。其实这种事故并非偶然个案，民众关心的不会仅仅是事故本身的真相，而还有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对民众负责的态度，甚至还有对不合理的铁道部制度的改革。但是温家宝连一个调查结果都不了了之，遑论政府改革呢？
08年金融危机，温家宝为保增长豪掷4万亿人民币，而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实际问题，仍然停留在喊口号阶段；由此造成的通胀和底层民众困苦后果，他缺乏考虑和准备。现在，经济下行已成趋势，温家宝认识不到经济拐点的到来，仍为了自己的面子，继续把经济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可以看出，温家宝已形成一种习惯，当政府出现信任危机的时候，总是先以超常的速度和能量推出一些极端的措施，不但灭火，还兼收民心。而对措施的可行性和正反的实际效果，没有细加权衡。通货膨胀，先压通胀，经济增长不力了，又掉头放银根。如果说治国策略缺乏前瞻性，是因其个人能力素质上缺乏一个政治家和高明管理者的大气和远见的话，那么明知道措施不可行而尽情渲染，不顾后续行为和影响，则有笼络民心之嫌，连从政者的基本责任感都达不到了。
前文所说的校车问题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中国“校车”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政府从未重视，甚至连看都没看到，因为他们都太忙于拆迁卖地造GDP。校车事故一出，温家宝明知道解决问题所需系统工程的复杂性，还是让中国法制以奇迹的中国速度快速进步，其深情的表态，也许又增强了一些他的关心民众雷厉风行的形象，但是各级政府行为动机和模式的转变问题，他不管；政府财政支出比例严重畸形的问题，他不管；学前和初级教育公私比例，校车归属和管理权问题，他不管；法律条例制定自身的规律和程序问题，他不管。所以，在连“校车”都缺乏的中国实行“校车安全条例”的现实可行性，或者说单一法律条例出台后实际问题能否解决，他也不管，只先表了态，息了民愤，得了民心再说。
其实纵观中国政治，基本上都是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政客，温家宝只是他们的优秀代表。中国的人治政治，缺乏硬性的制度和规则来规范政治行为。不管立法司法行政，其实都是行政；内政外交军事，都由党中央来斟酌拍板。什么决策都由人来现定，自然次次都独特异常。中共一党包揽全局，社会组织全无，公民权利压抑，全依赖党来给予家长式的调配，社会治理，尤其是自治很不成熟。政策是给调节每个人、组织的利益和关系的，会细入到每个人，缺乏这些利益攸关者的参与，政策粗糙失当就正常不过了。国家发展有先后，也没有国家能完全避免各种危机，但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能避免被政客用一些违背常识的表演集体蒙骗。
也许，我们应该庆幸温家宝屡次高喊的政改没有付诸实施。否则按照他的政治能力和一贯作风，脚疼医脚，捅一竿子就走，到明年十八大一开，挥手拜拜，说不定中国会乱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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