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两周的广东省陆丰乌坎村民示威刚刚告一段落，广东汕头市海门群体性事件在政府让步后则未平息，逾千人12月24日涌往海门镇政府要求放人。美国媒体12月25日刊登文章则将乌坎群体事件称作“占领乌坎”，将两起事件比作美国的“占领华尔街”。
美国《纽约时报》12月25日刊登文章称，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抗议时，中国官媒大肆报道，讽刺美国资本主义失去控制，美国政府无力阻止抗议。但是，“占领乌坎村”(Occupy Wukan)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媒体集体消声。其实，乌坎村示威只是众多事件的其中之一。在中国至少有625,000名潜在的“乌坎人”，分布在农村，经历着某种不公平的待遇。
位于美国亚特兰大市的卡特研究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刘亚伟(音译)称，“乌坎村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新鲜的。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是。”位于中国北京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李凡(音译)称，在中国，50%到60%的农村都经历着类似乌坎村的土地纠纷。李凡所在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为非盈利机构。
理论上来说。中国农村委员会都是从村民选举组成的，而且，中国政府也在农村建立了保障措施，保证资金流动。农村自治机构被外国人认为中国民主实验室。
但是，实际上农村的机构则是另一番情况。农村委员会中很多服务多需要政府支持，比如卫生设备以及社会福利等措施。同时，却向农民收取高额税收。然而，用于经济发展的开支则需要中共领导的城市政府通过拨款。
在实际操作上，农村的经费依靠城市高层的拨款，而农村官员与其监督人的腐败问题非常的严重。威斯康星大学中国学者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称，“土地买卖可以获得巨额利润。”每一个级别都可以看见上级的作为。每一个级别当然想获得更多的利润。
而乌坎村示威的带头人则称，当地政府以及中共官员花费巨额资金占据农村有利可图的官位，保证乌坎村委员会在其控制之下。但是，这些言论正确与否不能断定。同时，土地买卖的过程也非常不透明。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有关土地买卖需要村民的同意。但是，这种协议过程则非常模糊。在操作上，也是由农村委员会代表村民进行表决。
虽然，乌坎事件已经暂时得到解决。但是，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则并不乐观。分析家认为，乌坎事件显示了中国当地政府的系统缺陷。最重要的是
任何人都无法在肃清中得到好处，包括村官、城市官员。如果处理到底层的官员，高一级官员的影响力也会减弱。
佛里德曼称，“如果改变了获益的渠道，那么改变的将是什么？如果容许农民拥有土地或者买卖土地，那么就意味着要打破腐败圈子，打破由于土地买卖获益还建立的村官与当地政府官员的联系。”
目前，广东进行的改革将不会涉及这些内容。“现行体系包含着大部分的利益存在，这些利益的联系太过紧密。我认为目前没有一个邓小平式的人物，可以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改变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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