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汕尾乌坎村的维权抗争，在释放四名被捕村民、归还薛锦波尸体后，暂告一段落，负责处理事件的广东省委工作组也入村直接与村民接触。很多人认为，这是村民的胜利，乌坎更将成为中国农村民主化的「小岗村」。
「小岗村」位于安徽凤阳县，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下，村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跟今天北韩飢民不遑多让。毛泽东去世一年多后的一九七八年，十八位村干部及农民为了活命，冒着杀头风险，立下互相照顾对方子女的遗嘱，在承包农田的协议书上打下手印，承诺收穫粮食后，先缴交国家公粮，剩馀的归自己。当时这是石破天惊之举，在公社制度下，农民收成都属于集体及国家（自留地除外），而承包制之前被狠批为「资本主义毒草」。
不过，正因为这十八人的冒死决心，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对于农田承包制度，北京当局开始时还想扼杀及严惩小岗村，但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支持下，承包制在全省推广，赵紫阳主政的四川亦步亦趋，其他省区纷纷仿效，三年后，承包制遍地开花，中央只能承认，并进行规范，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小岗村」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中国改革开放的「英雄」！
乌坎村呢？他们向全世界示范了中国农民的质素，透过村民直选的临时代表理事会，实行了三个月完全自治，成功组织有理有节的抵抗行动，并与当局谈判。村内有四十七个姓、一万三千人，每个姓按人口多寡，各推一至五名代表，共百多人作为村代表候选人，由村民一人一票选出十三名代表，组成临时理事会，代替原来的村委会管理村内事务。
这是中共建政六十二年来，第一个完全摆脱中共控制、村民自主选出的自治组织，意义当然非同凡响。但若将乌坎村视为中国民主化开天闢地第一村，就像「小岗村」在改革开放的作用，则言之尚早。乌坎村之路仍非常漫长，还有很多后续问题未解决，包括当局会否秋后算账？被私卖的村地能否归还村民？会否惩治贪官及追究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等失职干部的责任等。
除非越来越多农村仿效乌坎的抗争，而北京当局又认识到村民真正直选的自治组织才是解决当前农村危机的出路，否则乌坎村只能是个案，而非中国民主化的「小岗村」。
当然，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从联合国大会一百九十三个成员国仅得十七国代表替金正日(专题)默哀，可见人心向背，而乌坎的抗争已经写进史册，成为中国民主化的里程碑，能否成为「小岗村」又何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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