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怕中国的源由从何而来?民主比专制政体更自由?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国际政治讲师巴尔(Michael Barr)所着的新书《谁害怕中国?》(Who's Afraid of China?，Zed Books出版)，巴尔要带大家重新思索中国崛起背后的复杂情绪与国际关系。
西方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对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不只受到中国情况的影响，也与西方国家本身的情况有关，巴尔举例，18世纪的耶稣教会对中国的描述，将重点摆在良好的政府、考试制度、法律编纂上;之后欧洲兴起工业革命，历经失败现代化经济的中国逐渐被视为落后国家，但西方对中国看法的转变，更大程度上与欧洲自身的情况相关，18世纪时，法国文学家伏尔泰(Voltaire)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以中国的“哲学王(philosopher-king)”模式攻击腐败的法国和普鲁士君主。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梦想自己国家也能来场革命的知识份子成为了毛派。
而如今，西方对中国的观点转为担忧、惧怕，巴尔解释，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是一个影响“我们”身份认同的文化事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不单与传统的经济成长、自然资源的取得、军事能力等“硬实力”相关，虽然上述因素很重要，但更深层的塬因还包括对身份认同的担忧。如果把焦点放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上，会忽略文化如何塑造人们思想、行为、认知他人的问题。
而比起自己的民族主义，人们更容易见到他人的民族主义;恐惧，不论是真实或虚幻的，又可说是一种主观的认知，是对潜在威胁的情绪性回应。因此对中国的反应，并不必然要倚赖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惧怕中国反映出的，通常不只是中国自身的情况，还有惧怕者本身的情况。在此情形下，中国崛起时，西方同时深深陷入哲学与政治的质疑中，自己怀疑起自己的机制，那些长期以来支持普世价值和政府体系的理念。
巴尔对《明镜》进一步解释，西方信心动摇之处，部分是针对自己的民主结构，今日的美国探讨很多民主衰煺的议题，许多人认为政治体制不起作用，政客埋头处理预算赤字，民主党和共和党把太多时间花在互相指责，而非坐下来好好合作，为国家所需完成之事而努力，美国和英国的投票率也都下降，一股失望的情绪蔓延，许多人都觉得比起人民，银行家、企业家、游说家才拥有真正的影响力。
巴尔认为，认知会随着人们审视自己的过程而受到影响，面对可怕的事物时，人们的心中必然会产生一个相对应的潜在情绪，当西方在面对惧怕中国的情绪时也是如此，与其说“进步”与历史的素质相关，倒不如说与对当下的自信更有关系。当中国崛起时，似乎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巴尔对《明镜》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便曾写道，如果中国政府欲做某事，他们不需经过民主程序，因此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他们能迅速派遣救援人员，而日本在311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电厂事故后，却必须面对中国不会出现的问题。
“我相信民主在美国仍是非常安全的(美国仍会保持民主体制)，只是现在民主正经?质疑的时刻，另一方面又有一个强力的、非民主的国家取得极大的成功，更加让人们感到不安。”巴尔说。
不应简单化看待中国或西方
另一方面，中国也以自己的观点看待西方。巴尔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反西方的国家主义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在官方和大众文化里，这种观点多半从“百年屈辱”出发;城市和农村、富有和贫穷、本土和海外的中国人，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的国家主义也不断在这个循环中产生、消耗;而爱国教育和流行观点的交相作用，就如同中国曾经辉煌的自豪和被征服的屈辱交织在一起，中国的国家安全感和国家主义不安感也互有连结，这样的矛盾情绪不断形塑着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但如果简单认为中国就是集权的、西方就是自由的，将忽视中国自由的部分，或忽视西方不自由的情况。巴尔对《明镜》指出，西方不自由的情况，或西方被认为集权的例子，就是911恐怖攻击后制订出的一系列法律，例如美国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英国也有类似法律，在这些法律下，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可疑恐怖份子，可在没有律师或没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留。
巴尔认为，恐惧文化缩短了民主和集权之间的距离，在恐惧的名义下，政府推行违反自己对法律和正当程序承诺的措施，这种加深的恐惧并非仅是911恐怖攻击所带来的。
另一个西方世界不如想像中自由的例子，与个人讯息有关。巴尔对《明镜》举例：“我们认为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选择权，但当我们进行选择的时候，例如上Google搜索讯息、上Amazon购买书籍，这些企业就能获取大量的资讯，它们储存了浏览者的个人资料，下一次当我们登入同样网站时，它们就会显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选项;所以凡事都有相对面，西方世界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像中的自由。”
同样的，巴尔表示，或许西方觉得中国人没有自由，但比起30年前，现在的中国人普遍来说都能自由到国外旅行，由于收入提升了，物质生活上也有更大的选择权，中国人也可上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对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样的转变只花了很短的时间，许多西方人没意识到这样的成就;因此在看待中国或西方时，唯有摒除偏见，从多个角度探讨，才能获得更客观的分析。
巴尔指出，西方被认为集权的例子，就是911恐怖攻击后制订出的一系列法律。图为遭攻击后的世贸双子星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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