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为毛泽东发功“文化大革命”辩护引起舆论关注。针对李慎明大量引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的讲话来论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正确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日前发表署名“丁礼庭”文章说，出于当时党内左倾势力强大、泛滥了30年的极左思潮尚未肃清，《决议》和邓小平当时的某些讲话不得不留有余地，没有彻底清算“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这不能说明问题。而且，邓小平后来曾经数次提出中共要重新、全面评价毛泽东。
丁礼庭说，李慎明站在集权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往往和站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们”的普世价值观的立场上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全面评价毛泽东无损共产党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1991年1月中旬，邓小平和陈云、杨尚昆等人以及政治局常委在上海的座谈会上，都提到要对毛泽东作全面、科学的评价问题。这些都在中央记录在案。邓小平就若干争议问题作了阐述：“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个错误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开展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毛当然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上包含对毛泽东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他还说：“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
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如下：“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和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
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丁礼庭说，引用上述讲话并不是说邓小平的讲话一定是绝对真理，但这些讲话已经充分证明了《决议》和当时邓小平自己的讲话对毛泽东错误和“文革”错误的清算是不彻底的，是出于某种无奈的。同时证明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完成邓小平及其老一辈革命家未尽的事业，是这一代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所以，李慎明在文章中大量引用《决议》和当时邓小平的讲话来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辩护不能说明本质问题。中国目前必须尽快明确执政党和政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邓小平“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也就是能够促进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福利制度。丁礼庭说，这个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纲领性决策没有明确的内涵，就给了李慎明之流为“文革”及其动机招魂的机会。
“文革”是“权力之争”
李慎明强调：“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办法与措施，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这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那种认为“文革”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但丁礼庭说，“文革”确确实实就是“权力之争”。当时，就是以毛泽东为主的代表“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主义”，剥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的“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李慎明承认“文革”是“主义之争”，就是以毛泽东错误的“主义”剥夺了刘邓正确的“主义”的权力之争。
当今中国，正因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搞突然袭击，丢掉中央为他准备的发言稿，脱稿发言，揭露了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事实，才扭转了大饥荒的危机，但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打倒刘、邓的事实已经不是秘密了！
毛泽东甚至在党的大会上当众羞辱刘少奇：“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
毛泽东剥夺刘、邓的“主义之权”之后，刘、邓和大多数老革命遭到组织上、肉体上的毁灭性打击；以毛泽东“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错误路线打到了当时代表党内正确路线的刘、邓承救中国于大饥荒危机的经济政策，使中国经济一度发展到“濒于崩溃的边缘”；中国高等教育荒废十年之久，不但严重危害和遏制了中国科技发展，还严重地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毁坏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以破四旧为口号，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中国的文化艺术一片萧条，8亿人民在10年中只看了8个“样板戏”。
丁礼庭说，大多数读者应该明白所有这一切，给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这么严重危害的“罪行”，难道还会有正确的动机吗？
毛泽东生活作风问题
丁礼庭说，在网上发现过一张饥荒年代毛泽东“合法合理”地享用的菜单：“1961年4月26日毛的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喜欢吃鱼虾，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他常常在吃上一段中餐方法制作的鱼虾后吃上一次西菜鱼，以此换换口味。他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他对猪肉钟情不悔，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他这一特点，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他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类，因为他不是很喜欢，因而只是偶尔掺杂一些品种进去。他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他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西餐中汤类品种丰富，而且各具特色风味。60年代他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辟谣说，当时制度规定毛泽东的菜单用过后必须销毁，不可能有菜单外传，所以上述菜单一定是假的。对此，丁礼庭说，为什么一定要以制度来规定一定要销毁毛泽东的菜单呢？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销毁菜单”的制度规定到底是“证实”还是“证伪”了上述菜单！
丁礼庭说，毛泽东在全国的私人专用住宅不下十几处，这都是官方报道过的。2009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迟泽厚文章《汪东兴交待为毛泽东建新居》揭露：“197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面告诉在京开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毛泽东有意于年底去广州过冬，毛在广州原住的两处房子长期空置，比较陈旧，怕是不适用了，希望军区和省委在广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另行选址为毛泽东新修一处住所。”要知道，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北京、湖南、庐山、西安等处已经有了许多个人专用住宅，文章中也揭露了毛泽东在广州原来已经有个人专用住宅，只是嫌老旧，就要求重建、扩建。更不可思议的是，和江青夫妻俩一定要造两套独立的高级别墅，可见生活之奢侈程度。
据说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退休在美国定居后曾经著书揭露过毛泽东的私生活问题，当然马上也有人出来辟谣。但有几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一是，在合法妻子杨开慧既未离婚，也未过世的事实情况下，毛泽东就和贺子珍公开结婚。要知道，当时杨开慧正是因为毛泽东而在坐牢！二是，在和贺子珍未离婚，而且共同生活在延安时，毛泽东就不顾绝大多数中央领导的反对，坚持和江青结婚。三是，在审判江青时，中央宣布的事实是：进京后，毛泽东就和江青“分居”了。要知道“进京时”毛泽东56岁、江青35岁（应为34岁----编者注）。丁礼庭说，读者应该能够明白这“分居”的事实能不能证明毛泽东私生活的问题。更不要说，许多官方媒体都评论过张闻天和彭德怀是唯一两个敢批评毛泽东私生活问题的中央干部，但都早早地遭到不公平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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