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各种政治偏见不提，回顾薄熙来到重庆后的执政模式，任何一个人都不得不佩服薄氏远超一般的政治手腕和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老牛说过，在中共意识形态内核深处，对社会秩序、管控、权威等有着根深蒂固的明显偏好。因为这个偏好，加之建政以来的历史教训和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等原因，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稳定仍然是中共高层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压倒性选择。
而薄熙来乃政治世家出身，对中共意识形态深处对管控、秩序、权威的嗜好有着精准把握，同时，其政治基因也决定了他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偏好，更清楚中共高层对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
或许早在到重庆之初，薄熙来就预感到：在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而非经济发展----面临挑战，才是未来中共最为头疼的两件大事，也是政治晋身的得分点。
所以刚到重庆不久，薄熙来就借出租车罢工事件痛下杀手。在徐明和王立军两位助手配合下，以“唱红打黑”为名，一面发动舆论倡导民众向中共传统意识形态靠拢，一面对社会群体进行高压管控，一面又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把问题消灭在基层萌芽之中。
这样通过舆论倡导、高压管控、基层疏导，三管齐下，重庆成为“红色重庆”，社会状况和全国其他地方此起彼伏的骚乱相比也甚是平静。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薄熙来的收获也盘满钵盈。薄以一己之力，在重庆这个偏远的地方腾挪转移，终于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六位常委肯定，在十八大入常几呈不可阻挡之势。我们看到十八大常委预测中也把薄熙来列为未来纪委书记的岗位，这个预测还是很有几分道理的。
反过头来我们再看汪洋。自汪洋到广东之后，前几年提出的“腾龙换鸟”、“幸福广东”等理念。这些理念好不好？当然是好！但和薄熙来的动作理念相比，从政治公关角度看，其缺点还是很明显的：薄熙来的一招一式都说到了北京高层的心窝里，而汪洋的理念虽然容易打动右翼和民众，但却很难获得北京高层一致认同。
汪洋的反贪工作虽然做的不错，但在制度层面并未有多少创新。广东抓了十几个高层巨贪，其反贪的实质力度要远高于重庆，但对和人民群众关系更密切、更易引起群体事件的基层贪腐、基层矛盾来说，却并未深入下去，化解开来。所以才有过去一年频发发生的骚乱，才有乌坎这种几乎失控的场景。
现在想来，汪洋肯定很后悔和薄熙来当初发起的辩论。如果没有这场辩论，没准人们会把广东的事情看成广东的事情、重庆的事情看成重庆的事情，还不会把广东和重庆两个地方、把薄熙来和汪洋两人拿到一起，放到显微镜下仔细研究对比。
更为要命的是，当这种对比来是来自北京的时候。考虑到中共十八大常委的任命机制，决定十八大常委人选的权力握在数量有限的北京中共高层手中而不是右翼知识分子手里，而“汪薄”二人又都是十八大入常的直接竞争对手。
上述拿广东和重庆进行对比的看法，如果在高层握有投票权的这几百人中形成压倒态势，到那个时候就算有一哥胡锦涛力挺，他汪洋入常的可能性也会变得微乎其微！
当然，值得汪洋庆幸的是，到现在为止，党内虽然有人拿广东、重庆最比对，但高层还没有给汪洋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而且这种“政治比对”还没有在高层形成向某个方向倾斜的压倒性态势，这就给了汪洋进行翻盘的机会。如果汪洋能深入下去，解决基层问题，制止广东骚乱频发的现状，他在十八大入常仍有很高的几率。
就像老牛在文章开头说的，汪洋，他是个有闯劲、有魄力、敢改革的人物。他在广东的执政经历不仅颠覆了人们对中共的传统认知，也颇具相当开明的现代政治意识。从长远视野看，汪洋的执政模式也许更适合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但在短期内，汪洋的确面临着严峻挑战。
政治家从来都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进行平衡，尤其是在面临竞争的情况下，这种平衡更是充满了风险和机遇，需要极为高超的政治艺术。不知道汪洋准备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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