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异见作家余杰出走美国一事，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刊登1月13日署名为“单仁平”的评论文章《中国不是禁止自由的铁幕》指出，余杰逆向而行出走美国，“出走”所代表的对中国“言论不自由”的宣判，与中国舆论不断多元化的趋势相抵触。余杰近日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单仁平”代表顽固观点的知识分子则会为付出代价。此前另一异见作家铁流则认为余杰“理想成分太多”。
据德国之声1月18日报道，谈到这次“出走”，余杰说，这次选择到美国是经过了漫长的思考后作出的决定，我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这次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才选择离开中国。
余杰说，单仁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环球时报》评论文章中提到余杰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说法，余杰称，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提到我的名字也不行。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并认为他的观点若发表的话，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评论文章中说余杰去美国是逆向而行。余杰称，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余杰说，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当时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才得以出版。
提到未来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余杰说，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
问到打算什么时候回到中国，余杰说，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对于余杰的离开，《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曾在自己的微博上称“余杰离开中国，客观上对他对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选择”。“自由主义作家对开拓中国的言论空间是有贡献的”，但他在“为难自己的祖国”。
中国另一异见作家铁流此前曾表示，如果一个作家写作时理想的成分太多，没学会面对现实，就会受到打压以至于无法继续写作。他还说，尽管在茉莉花集会期间也遭到软禁，但我认为政府在言论空间上还是在逐步逐步有所放松。
《中国不是禁止自由主义的铁幕》全文：
单仁平
在中国有争议的作家余杰近日“出走”美国，面临全新的“自由创作环境”。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当局“不容忍批评”的结果。
余杰长期与中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崇尚对现实的极端批判，直到后来他的书大陆没出版社敢接。他曾经短时间受到拘留，一直是外电追踪的目标。他的生活逐渐走入了非正常。这次他“出走”美国，对他个人来说应当算是一种解脱。
中国的出境大门越敞越开，去年另一名“异见作家”也“出走”德国。有人认为，实在忍受不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人，选择移民对他们个人以及对国家，都是痛苦较小的解决方案。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出走与世界大量有才华的人纷纷来中国创业，是逆向而行的。就在本周一，《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号召美国青年人“去中国”工作，原因是中国“有充裕的就业前景”，“有相当多自由”。
“出走”所代表的对中国“言论不自由”的宣判，还与中国舆论不断多元化的趋势相抵触。中国言论自由度的确仍有提高的空间，而且这样的拓展在不停发生着。批判者和自由主义作家是推动言论更自由的力量之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客观上做了“啄木鸟”。包括余杰早年的成功，都证明了中国不是严禁自由主义的铁幕。
然而一些人要求中国的创作环境一下子达到西方的标准，这是为难甚至刁难自己的祖国，是要求一个有无数紧迫任务的庞大国家，变成优先为少数知识精英服务的“文化自由小灶”。这是中国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上述现象还代表了少数知识精英的政治自私，他们对国家道路的好恶，出发点不是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而是他们自己的表达空间和他们对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当他们个人利益受到触犯时，他们就把个人的极端感受当作公众的感受进行宣扬，吸引各种力量帮他们与现行体制作斗争。
实际上，舆论多元化在逐渐培育中国社会新的理性，极端自由主义者要想立足越来越难，一旦他们受到限制，他们淡出公众视野的速度往往很快。由于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合法正当途径越来越多，“异见分子”享受的关注自然减少。这会造成一些人的失落感，反过来又促使他们变得更极端。
相信余杰等人“出走”西方后，能更贴近地观察他们崇尚的西方制度，体会中国与西方的同与不同。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文化碰撞会产生触电一般的力量。
希望他们不被过去的选择绑架，保持思考的开放，敢于求真求实，敢于做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出走者”。（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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