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及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前景。通过中印文明的比较探讨宗教在历史中的作用，并通过对希腊-近代西方政治和科技文明与基督教关系的分析，质疑了认为只有抛弃中国文化才能求进步的观点。没时间的网友可以只看第三节。
这几天网上兴起了一阵中国文化热，连笔者这个俗人也忍不住插几句嘴。说自己是“俗人”，并非自谦，因为咱既不懂琴棋书画，也不擅长诗词歌赋，面对异常复杂的中国文化，能领会皮毛的大约就是其历史发展和思想信仰的成分。有大侠拿起工具，剖开一看，据说看到了中国文化被割裂着的两层结构 -- 高高在上的是虚无缥缈的儒释道，是外在的显规则，在下层的是普罗大众信奉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斗争哲学，是内在的潜规则，于是得出结论，中国文化是庸俗的，虚伪的。
果真如此吗？不知道持此论者，小时候在家庭受了何种教育？只知道即使那些受教育很少的父母，也会教育他们的子女诚实做事正直为人。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如果说儒家的教义是脱离实际的，是不是说敬天爱人是很玄的？做人讲诚信是靠不住的? 恻隐之心是没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抽象的？礼尚往来是深奥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很难的？修身齐家是做不到的？。。。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究竟拿什么来维系上亿人的群体延绵存续？
有大侠因为对以老毛为代表的共产极权制度极度反感，于是恨乌及屋，顺便想将中国文化全盘打倒。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做法却值得商榷。在笔者看来，老毛本人不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恰恰是中国文化道统为自己培养的掘墓人，目前中国内地社会的道德缺失，不是传统文化所致，而是建国以来长期割裂和否定传统文化的结果。因此要涤除共产专政为代表的专制文化的坏影响，正需要借助现代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梳理，正本清源。
那么，我们全盘扔掉“落后的劣等的”中国文化，直接拥抱“优等的”西方文明不是很好么？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首先，它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中、印、伊斯兰这种有着巨大人口基数的文化，全盘根除根本办不到，除非你用基因生化武器搞种族灭绝，或乞求上帝显灵给大家换脑。其次，这种思维本身就不是理性的，就像某大侠宣称的那样，“反对中国文化”。如何反对？焚书坑儒，挖祖坟？或者给中国文化再来一场革命？--这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痛恨文革，但是一些对中国文化持极端负面看法的人，潜意识里奉行的恰恰是文革思维，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
那么，中国文明就真的失去生命力了吗？
(1) 中国和印度—-两种古老文明的异同点
有人说，儒家文化缺乏宗教情结，因此是简单的低级的。针对这种观点，我们看看中国和印度。
依据发展进化的观点，中印两个古老文明毫无疑问是落后的。这两个文明有诸多共同点，都产生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都旨在以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心绪的安宁，其复杂多面性和历史上的辉煌也是半斤八两，中国有等级，印度有种姓，中国曾有女人裹脚的遗风，印度曾有寡妇殉葬的陋俗。与中国类似，印度的科学技术也曾取得杰出的成就，在笈多王朝时代，公元476年出生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彘田精通希腊科学，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直到15世纪后期，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
但是，这两种文明又有根本的不同。儒家讲究现世主义，重视俗世道德，政治经验和历史传承，相反，印度文化大概是地球上最富有宗教情结的文化，一个把整个物质世界看作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明，对如时间和地点一类细枝末节是从来不感兴趣的。从数千年前起，杀戒（非暴力主义）、再生和因果报应等生死观念就牢牢地深入印度人的灵魂，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
说到这里，那些认为宗教是人类发展原始推动力的人，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即印度文明在近代却同样大大地落后了，比中国还要悲惨。同样，几乎同源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其发展程度千差万别，既有先进的西欧，又有欠发达的中欧和东欧，还有落后的中东和北非。而西方文明的另一本源，所谓“辉煌的希腊和伟大的罗马”，有的只是原始意义的宗教，那时的人们信奉的只是人格化的多神，这一特点也和中国商代以前基本相同。而这些原始宗教与我们常说的希腊精神没有任何明显的关系,就像他们与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因此可以说，宗教意识的淡化不是中国文明落后的原因，也不能断定是儒家文化的缺陷。
那么中国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在近代为什么会落后？还有没有生命力？怎样对待她才能满足实现民族复兴的要求？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
(2) 批判和继承—-“五四”以来的两种传统文化观
鉴于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灾难，一批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治学方法的知识分子，以严厉的批判态度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众所周知的包括鲁迅，胡适和柏杨等人 (也许还有早期的中共知识分子们)。当代的则有孙隆基等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批判的典型思维方式。
象许多文化批判者一样，作者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在过去和现在呈现出一种消极状态，根本原因是某种“良知系统”出了问题，即国民的劣根性。孙氏认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人进行“程序设计”的结果，因为西方新教文化是使“个人用自身的理智去将自己的一生作精确设计，以便面对挑战，自我实现”，而中国则不同，个人始终处在人伦和“知合性”控制之下，而“知合性”的判断掌握在社群手里，因而这种设计不但使人失去个性和创造力，还会使人遭到阻击，围剿和扼杀的命运，即鲁迅所说的“吃人现象”，即国家吃个人，老子吃儿子，儿子吃孙子，导致人种和文化的不断退化，形成恶性循环。
很多文化批判论都能深刻地揭示一些问题，并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洽解释，这是它们的意义所在。但是这类批判又常犯一个以偏概全的毛病，往往是拍脑袋似的灵光一现，仔细推敲，又出现致命伤。比如依孙氏的结论，我们很难解释一个不断退化的文化为何会凝聚一个上亿人口的民族生生不息达数千年？为何西方人的自我设计就一定是好的？这是否有点事后诸葛亮和西方中心论的味道？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难道就没有自我设计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么？那么如何解释盛唐时代的人们如此多姿多彩性格张扬？
有意思的是，很多批判中国文化最烈的人，同时又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怀有充分自信的人。上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国势的颓败，很多人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对这种论调，鲁迅愤然而起：“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仍然充满信心充满敬畏。希望将这些优秀成分继承和发扬的，还有一批被称作“现代新儒家”的学者，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熊十力和牟宗三等人。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很多都是这个门派的。当代新儒家的共通点是一方面致力对儒、释、道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其代表思想体现在他们发表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由于作者都是港台学者，恐怕许多大陆出身的人士没有读过。如果我们细读这篇宣言，就能纠正许多停留在我们脑中的想当然认识。
比如一般人认为，中国文化缺乏宗教理想，因为孔子既不讨论死，也对怪力乱神不感兴趣。但宣言认为，中国诗书中重上帝或天之信仰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在中国人生道德思想中，大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由古至今中国思想家所重视的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同体等观念。这种天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就是有人格的上帝。至于说讨论死才是宗教思想的对象，中国的儒家思想，则自来要人兼正视生，亦正视死的。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都是要人把死之问题放在面前，而把仁义之价值放在个人生命的价值之上。而中国儒者又言气节，以可以从容就义为最高理想，此乃自觉的舍生取义，此中如无对义之绝对的信仰，又如何可能？此所信仰的是什么，这可说即是仁义这个价值本身，也就是道的本身。或者说是要留天地正气，或为要行其心之所安，而不必是上帝的诫命，或上帝的意旨。
再如有人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之所以能长久，在于它长期停滞不前，以及中国文化不崇尚个性。作者们认为，西方人的个性强调的是外在的征服，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外温润而内坚刚，这种中国思想自来即要求人不只把力气向外表现，而耗竭净尽，更要求人把气力向内收敛，以识取并培养生命力气的生生之源。而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是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我们与其说中国民族文化历史之所以能长久，是其它外在原因的自然结果，不如说这是因中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以使此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于长久而不坠。
又如，中国文化历史中确实缺乏西方民主宪政思想和科技精神，致使中国未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但是作者们认为，我们不能由此断定中国文化思想里没有民主思想的种子，其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来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这是因为，中国过去政治虽是君主制度，但此与一般西方之君主制度，自来即不完全相同。此种不同，自中国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说，即以民意代表天命。故奉天承命的人君，必表现为对民意的尊重，且须受民意的考验。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儒家推行的德政，“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观念，外儒内法的传统，都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不相冲突。而中国古代哲学过于注重道德实践和心性之学，才造成了对科技和实用技术的轻视。但是文化本身并不排斥对科技的需求。
作者们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进程屡屡受挫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共产主义和中共的一党专政的建立只是借助中国人反帝反封建的机缘，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相符，因而不可能长久。注意这篇宣言发表于1958年，当时的中国大陆正陷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可以说它的预见是相当精准的。原话如下：
“马列主义之专政思想所以不能长久成为中国文化政治之最高指导原则，其根本理由：一、在马列主义想否认普遍的人性，而只承认阶级的人性，因而想打倒一切建基于普遍的人性基础上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而彻底以阶级的观点，加以划分，此处是违悖了世界一切高级文化之共同原则。尤与中国数千年之文化思想中之植根于对此心此性以建立道德的主体者相违，而想截断中国历史文化之统绪。二、在由其阶级的人性观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想否认每一人的个性与自由人权，这是与一切人之各为一个人，因而必有其个性，亦当有其自由人权相违的。三、在中国文化之历史的发展，是必然要使中国人除成为一道德的主体外，兼成为一政治的主体及认识的主体、实用技术的主体。人要成为一认识一认识的主体，则其思想理性决不能为教条所束缚，而思想之自由，学术之自由，必当条件的被肯定。四、在中国人民要成为政治的主体，则既不能容许君主一人在上，人民成为被治者，亦不能容许一党专政，使党外皆只成为被治者。五、在中国传统政治中问题之一在对于改朝易姓，君主继承等问题，无妥善的解决。但以前之君主继承，尚有习惯相传儒家所力加维护以求天下之安定之传长子制度，而在共党之极权政治中，则最高政治领袖之继承问题，连类似传子之制亦无法建立，则只有归于如苏联列宁死后斯大林死后之互相砍杀。此砍杀之必然产生，乃在于共党体制之内，视不同之意见为必不能并存的敌人。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此乃共党体制所造成之心理状态。于是共党内权力之争，同时即为参与者的生命的生死之争。故此砍杀，乃由一党专政之本性所注定者。欲避此砍杀，只能由全民依共同遵守之宪法，以行自由之选举。使政权能在和平中移转。由此种种理由，则我们虽亦可承认在中共之集体组织之专政下，若干集体的实用技术性之事业，可暂表现若干成绩；然对整个中国文化之发展言，对人之个性自由人权言，对人之普遍的人性与依于此普遍的人性而建立之一切人类文化言，此专政乃不当长久，事实上亦必不能长久者。”
作者们同样谈到了西方文化的缺陷，因此乐观地预期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后，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能起到的贡献和作用。在他们看来，近代西方文化的突飞猛进带来了宗教战争，民族对立，贫富分化和资源破坏等问题，有的西方自身已经修正，有的则需要借助非欧文明的经验才能解决，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意义包括“当下即是”的处世观，悲天悯人的情怀, 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以及使文化圆而神从而达致悠久的智能，等等。
当然，笔者转述这篇宣言的内容，并不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比如宣言为了向西方哲学标准看齐，过分强调和拔高了宋代理学和心学的成分，而大家都知道儒家的性理学说恰恰是造成中国文化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他们片面地把儒学和全部中国传统文化划等号，而且对中国文化的缺陷分析不够深刻。更为重要的缺憾是，他们认定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因而可以很自然地过渡到民主政治。这显然与历史不符。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怎样与民主宪政的基本理念相结合，能否走出一套独特的民主宪政模式？或者说，是否我们必须放弃中国文化才能实现民主宪政和现代化？这正是笔者要讨论的问题。
(3) “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民族文化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关系
五大自由看来，衡量某种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一是看它能否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能否在一个族群间建立某种和谐共处的秩序；二是看它是否具有进步和自新的能力。前者是合理性要求，中印文化各自长期维系了两个巨大民族的存续，这一点无须证明。后者是发展性要求，关于这一点，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强烈的自省意识和自强精神，在原则上使其发展进化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上陷入长期的专制，才束缚了这种发展。(详细论述请参考拙文 由曾国藩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宪政前途。)
诚然，以先秦宗法观念和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明，毕竟没有明确提出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缺乏严密的思辨逻辑和科学精神，没有自觉性的发展进化的观点，没有契约精神和制度精神，也没有分权制衡和政党竞争的理念，而这些正是15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为世界贡献的共同精神财富，是构建现代政治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基础。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些近代文明成果的来历。
我们知道西方近代文明发轫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社会革命，它只是由于在欧洲的修道院图书馆中和没落的拜占庭帝国里，一批学者们搜集到了古典时代的文学、历史和演说文献，并使更多的人读到这些著作，从而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天主教神甫们对知识的垄断和忽悠,而触发这一历史变化的两个重要原因是，蒙古征服导致印刷术的传入，东征十字军带回了拜占庭帝国保存的古希腊原籍。其后，葡西开辟的大航海时代以及宗教改革运动，促成了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生产力及知识视野的极大发展，并终于开启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一是“砸烂一切可耻的东西”，用理性主义反对宗教迷信，二是自由主义，用人权代替君权和神权，三是由此派生的民族主义。众所周知，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多源的，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文明的这两次思想解放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通过摆脱宗教的羁绊，通过反对神性，强调理性和人性来完成的，启蒙运动取得的成果，或者说它的精华，都是部分否定基督教，而回归和光大希腊理性精神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即基督教既非西方近代文明形成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它甚至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对近代文明发展的反动。
杰斐逊说，“每个文明人都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他自己的国家，一个是法国。”希腊-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代表的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的方向。而希腊文明恰恰是在综合继承远古中东和埃及等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它的被传承，也有非欧文明的功劳。剔除希腊罗马成分的基督教文化，本质上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因为历史的因缘际会，让它担当了对希腊精神传承和发扬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既充当了传承后者的载体，又与后者结合在一起。而这个通过碰撞，吸收，融合到蛹化的过程，是异常曲折和漫长的，这个过程为其它文明实现与近代政治和科技文明相结合提供了一个范本。因此它只是一个范例，而绝不会是一个特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带有普适性的希腊-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这一精神比作刚性文化，那么其他文明都是各具特色的软性文化，刚性文化是主体是骨干，软性文化是魂魄和枝叶，软性文化必须通过适应和依附刚性文化而求得发展，而文艺复兴以来的基督教走过的就是这一过程。
如果我们从这一平等的角度审视各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前途，就没有理由表示悲观和失望。理论上，任何存于当世的文化或民族，都必须勇敢地接受希腊-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这一刚性文明的挑战，其应战的过程和结果，取决于这一文明在适应期中能够多大程度上发挥其合理性和发展性。作为东亚派生文明的日韩已经成功地走过了这一进程，而台湾的民主的进程也渐入佳境，在当代世界上，日韩两国以一亿多的民众已在世界科技和文化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区区数百万中印移民如今已占据了美国科技界三分之一的力量，因此可以充分相信，中印，这两个伟大的文明，一旦完成民主和现代化的转型，必然在世界和未来的人类事业上重新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4) 西方哲人对中国文明的期许
就在中国人自己以更加理性自信的心态审视自身文化的同时，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抛弃长期的“西方中心论”偏见，尝试用平等客观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最典型的当属被称为20世纪四大圣哲之一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汤因比花了40年的时间，著述了12卷本的煌煌巨著《历史研究》，来阐发他的历史哲学。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基本观点有两条，一条是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路线图，即所谓的“希腊-中国模式”。他认为各文明早期都表现为希腊式的城邦文化，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后期则不可避免地向大一统模式过渡，而中国是唯一走成功的，将来也必然对世界的和平共荣提供范本。第二条是关于文明间的相互影响模式。汤因比认为各种文明体系包含核心价值，社会制度和科技三个高低不同的层面，好比包含不同颜色的太阳光，当它照射到其他文明身上时，好比透过一个三棱镜把不同的成分分解开来，越是外层的东西穿透力越强，越易被其它文明吸收。比如，东亚国家都是先吸收了西方的科技成果，再过渡到制度上学习西方，最后实现核心文化的借鉴和整合。而对外层文化的学习，必然导致内层文化潜移默化的吸收，尽管这个过程有长有短。但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历史上曾建立过强势文化的民族，不可能抛弃自国文化，完全拥抱另一种文化，除非像印第安人那样被杀戮和彻底征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汤因比对中华文明怀有崇高的敬意。他总结了中国文化给世界留下的遗产，后来在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又乐观地预测中国和东亚文化在将来世界走向和平共荣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几大遗产是，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
他认为，正是中国文化培育的世界主义与世界精神、儒教世界观提倡的人道主义、儒教及佛教存有的合理主义等思想渊源,将促成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而在事实上,“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因此,“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其次,汤因比强调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在于实现人世间普遍的爱,只有这种普遍的爱才能够使现代世界实现感情统一,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这种普遍的爱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范例。他对儒家的伦理观及墨子的“兼爱”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孔子之道更易于实践,而墨子之道更符合现代的绝对要求,“儒家主张,爱应分阶段地加以分配。用同心圆作比喻,以自己为圆心,随着向外扩展,爱则逐渐减少。这种主张和把无差别的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相比,显而易见易于为人的本性所接受。爱知己比爱无故的他人更为容易,这是为任何人的经验所熟知的。但是,爱自己不熟悉的他人,把普遍的爱落实到行动上,并满足这种伦理上的困难要求,那才是现代的绝对要求”。他力倡,“现代人应当为追求实现没有阶段、没有限制的普遍的爱而努力。墨子之道,的确比孔子之道更难实践。但我认为墨子之道,比孔子之道更适合现代人的实际情况”,因为“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汤因比对中国传统的其他美德如重视家庭等亦予以高度评价,“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发扬这种美德”;而同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不调和性及排他性相比,他则赞赏中国儒教、佛教的宽容性及温和性。
汤因比的乐观期许，与当代新儒家似乎有心灵相通之处。
(5) 题外话
今年是龙年，中国文明的难以琢磨，就像那条龙。它既张牙舞爪面目凶恶，象征着中国人对天命和自然力的敬畏，又包含某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又被赋予吉祥的寓意。一个对民族文化缺乏自信心的人，大半会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讨厌那条龙的存在。这就像某人仅仅看到黄河的干枯，长城的颓废，就哀叹中国文明的末路一样，他的认识只处在“河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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