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周瑞金向谁喊话？谁有这个资历和胆识登高一呼？当年邓小平南巡，执掌军权的杨尚昆紧随左右，为邓小平南巡保驾护航。如今，恐怕不太可能重演解放军为中共领导人或卸任领导人南巡保驾护航的旧事了。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也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年。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日前发表邓小平南巡推手周瑞金文章呼吁，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迫切需要一次新的邓小平南巡----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周瑞金是著名政论家，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周瑞金在上海《解放日报》主持写作署名“皇甫平”系列评论，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最后促成1992年邓小平南巡。
周瑞金应该明白，与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邓小平相比，现任中共领导人缺乏权力，实行集体领导，决策权大大分散。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政治强人。他们都享有无法挑战的决策权力。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动“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而邓小平则从否定“文革”起步，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毛泽东先后废弃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洪文四位接班人，最后选择华国锋；邓小平则罢黜胡耀邦、赵紫阳，选择江泽民接班，并钦定胡锦涛隔代接班。
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周瑞金向谁喊话？谁有这个资历和胆识登高一呼？当年，邓小平知道有风险，所以带全家祖孙三代南巡。但邓小平心里有底，虽然自己不当军委主席，但有支持他的杨氏兄弟执掌军权。邓小平南巡时，杨尚昆紧随左右。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上海。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举动显示解放军为邓小平南巡保驾护航。如今，恐怕不太可能重演解放军为中共领导人或卸任领导人南巡保驾护航的旧事了。
2011年5月，中纪委在《人民日报》刊文强调，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党员要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不许说三道四、我行我素。而邓小平当年南巡，正是一路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就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啊。是登高一呼，还是说三道四，需要别人做出回应和评价才能见分晓，谁敢冒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这个风险呢？
周瑞金说，回望邓小平南巡之后的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邓小平当年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不仅是周瑞金，就连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母校----清华大学也发出“改革停滞”之叹。年初，《中国青年报》以“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为题报道，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提出，中国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一些重要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其实，最高决策层不乏呼吁改革之声。从2010年8月至今，温家宝十多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有识之士纷纷开出药方。南方报系和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为代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与张木生极力推崇的“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薄熙来力倡的“唱红打黑”与“共同富裕”，汪洋的以新思维新方式处理乌坎事件，乌有之乡激烈褒扬的“文革”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房宁的中国不能迷信改革……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互不相让。而主流媒体的声音几乎都被民间舆论当成“皇帝的新衣”。
因此，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能否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能否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周瑞金指出，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把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当下复杂纠结的社会矛盾。
这只是周瑞金在十八大之前为改革发出的呐喊。这种声音近来不少，如《深圳特区报》日前重新刊发当年产生巨大影响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温家宝选择1月18日----邓小平开始南巡之日在多哈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种声音是石沉大海，还是会吹皱一池春水，需要拭目以待。
正如前文所言，不要期待邓小平南巡会重演。周瑞金自己非常清楚。他说：“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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