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季，我的母校因故停办，据说是办学方针出了问题，培养了一批“修正主义的苗子”。我家居住的部队大院，为了不至于让我们成为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找来两个支左的战士，将十几个学生集中在小礼堂办学习班，学文化，学时事政治。那两位战士一个叫蔡忠友（化名），个头不高，挺膀，双杠悠得好，浑身是劲儿，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憷他三分。另一个姓金，名字记不起来了，清瘦，朝鲜族，据说是烈士子弟，平时看我们的眼神总是不屑一顾，以为这几个“半大小子”都是“刺头”，我们暗地里叫他“金大赖”，当面则叫他“金达莱”，他感觉那是种美誉，会挤出点儿笑模样，美滋滋的，不知听到叫他“金大赖”会不会抽我们耳光。有好事的学生欺他瘦弱，和他摔跤，往往造个“平杵”（不分胜负），他就觉得大丢面子，上课时找“碴子”（毛病）收拾你。
你说两个战士肚里能有多少“墨水”？文化课讲过啥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打烙印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展开，参加了两次居民委的批斗会，斗争“历史反革命”老于头，据说是某副省长的哥哥，陪斗的是“富农分子”老王头，本院邻居。回来后金大赖就号召我们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某地方出现了“反标”，某单位抓了几个反革命。伟大领袖那段“最高指示”要求我们背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阶级斗争”这根弦儿是绷紧了，可“不拿枪的敌人”在哪里呢？
走在街上，见到一只眼儿的，就怀疑那只假眼里装了照相机；看到拄了拐的，就认准那假腿里安了电台；恨不得抠下那假眼，掰下那假腿来看个究竟。
记得1966年夏天，有人发现新生塑料厂的反革命把“毛”字压到塑料凉鞋底上，导致满大街的长春人拎着凉鞋找厂家退货。那是一家“劳改”企业，可见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狗胆包天，贼心不死，他们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利用各种机会发泄心里的仇恨。
一天，街上贴出了抓“现反”的大字报，称某公私合营厂家生产的鞋油注册商标是“东方”牌，可鞋油竟然是黑色的，不知哪位嗅觉灵敏地发现了重大“政治问题”----把“东方”和“黑”鞋油联系起来，岂不成了“东方黑”鞋油？真是反动透顶！那个私方厂长立刻成了“现反”，被群众“专政”。金大赖也看到了那张大字报，回来后大讲特讲一番，叫我们平常多个心眼儿，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
说来也巧，第二天上课，就有人发现了“反标”。在我们用的桌子上，有人用钢笔写了5个很小的字：“东方红不了！”这还了得！昨天刚讲完“东方黑”，今天就出了“红不了”，这不是阶级敌人遥相呼应、大造反革命舆论是什么？
部队大院里出现“反标”还是头一回，许多家庭妇女、老头、老太太都赶过来凑热闹。戴深度近视镜的老吴太太把鼻子都贴到桌面上了，也没看清那5个蝌蚪似的字迹。金大赖断言，肯定是这十几个学生干的。于是人人过关，都到黑板上去写“东方红”，对笔体。分析来分析去，也看不出那笔体究竟像谁写的。金大赖在每个学生的脸上扫视了一圈又一圈，拍桌子瞪眼地咋唬着，叫写“反标”的主动坦白交代，争取从宽。闹得人人心里发毛，不知所措，把几个女同学都吓哭了。“半大小子”们倒是一点儿没在乎：反正不是我写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有人建议报案，有人要往家领人，乱哄哄没个主意。这时，人群里有个老头发话了，浓重的四川口音：还是不要报案了，几个娃子，都是部队子弟，能有啥子“政治目的”，放掉算了。这老头是我同学的父亲，老红军，在大院里很有威信，说话算数。别看金大赖平时挺“扬脖”（傲气），可对老红军很是敬重，见了面一定要打立正行军礼。金大赖常说，我就羡慕那老头两道长寿眉和一口的四川话，那是“老革命”的象征。
老红军一发话，替我们解了围，谁都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早听说社会上抓反革命红了眼，不小心打碎毛主席像的，喊错口号的，无意间撕“最高指示”上厕所的，都被抓了“现行”，如果今天真的抓出个小“反革命”来，不光本人的前途完蛋了，连累家里人也抬不起头来，哪家“摊”上哪家就要倒霉。所以最终达成一致：赞成不去报案，消灾免祸。金大赖也便就坡下驴，网开一面，说这件事记录在案，一经查实谁干的，立即扭送专政机关，逮捕法办。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我想那个写“反标”的家伙，当时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
书写“反标”，大概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文革时期达到“猖獗”的程度。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这个现象，似同儿戏一般可笑，比如小孩子写“某某人王八蛋”，既不会真的把那人变成“王八蛋”，更不会引发全民性的“神经错乱”。然而在文革时期，却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因言构罪”，以致成为“现行反革命”的更是屡见不鲜。据当年一位参加侦破“反标”案件的办案人员1970年5月26日的记录，长春市南关区从1967年4月18日算起，到1970年5月，共发生“反标”案704起，其中1967年130起，1968年252起，1969年257起，1970年1至5月65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一打三反”的1970年，由于加大了打击力度，趋势有所减弱。这些“反标”的内容多半是污损有关领袖人物的文字和图像，或在上面打叉、书写匿名信等。截至1970年5月，共破获266起，成年人书写反标者19起；青少年232起，对象不清15起。诚然，绝大部分所谓的“反标”，其书写者的罪名是被夸大和任意“上纲”的，有人无意间的一写一画，一勾一抹，就成了反革命。究其原因，与当时公布的“公安六条”关系甚大。
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6条内容而被简称为“公安六条”。
文革中所说的“恶毒攻击罪”源自其中的第二条，即：“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是为文革“保驾护航”的法规性文件，其滥施的结果，是逮捕和关押了大批犯下“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更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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