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在接受专访时称，南方谈话的核心精神就是共产党要敢于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所有挑战，而不是回避挑战、往回走、甚至倒退到‘文革’那一套做法，那不符合南方谈话的精神。
在接受专访时，任剑涛说，小平南方谈话最核心的价值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这三大命题。广东这块热土寄托着小平同志的深深期望，广东在现阶段仍要敢闯敢试，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同时要注意技巧，成为中国未来长期繁荣稳定的最重要标本。
任剑涛认为，今天中国公民认识到的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远超1992年南方谈话前普通公民对于改革的认识，那个时候的共识更多是精英共识，而目前是全民共识，可以说目前改革的动力是更足，而不是说不足。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蛋糕已经做大了，要做得更好，分得更均，分得更满意，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需要同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个时候是中国改革精心布局的状态，任剑涛认为是制度化突破的前夜，而绝不是不改革的状态。
在谈到小平南方谈话的核心价值时，任剑涛说，南方谈话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中国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这三大时代命题。
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再出发，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三个重要元素的巧妙匹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社会主义再出发永远是社会主义成败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小平南方谈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第一，关于党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问题突破了，三种所有制并存，相互注重，相互发展，这对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动力；第二，政府务必强有力地控制经济，让国家带动发展有一个突破口；第三，就是正视价格要素对微观经济领域发展的作用。这三方面是邓小平伟大的理论突破，也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嘱之一。
另外，社会主义再出发一定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民主不一定是西方的选举民主，但也绝不是“文革”时的“大民主”，这是两个边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谈到社会主义民主，就强调要把这两个边界卡住。小平强调要法治化，最重要的是规范化和秩序化。这对于一个国家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是重要保障。
第三，对社会主义再出发而言，共产党由夺取政权时的革命党到掌握政权时的执政党，要充分理解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党要学会尊重一定的社会空间，要跟公民组织和公益组织去互相协商、谈判，然后相互达成妥协，这对于我们长期革命党的思维是一个巨大挑战。南方谈话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核心精
神就是共产党要敢于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所有挑战，这些挑战一定都能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当中得到解决，而不是不迎接挑战、往回走，倒退到“文革”的那一套做法，那就不符合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于这一点也是不能争论的。
而社会主义再出发还有一个附带意义，执政党要勇于面对问题，不要以主义的虚假话语把问题掩盖住。无论是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说到底都是人类文明创造性的成果，所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要敢于接纳、善于借鉴、勇于吸收，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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