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是一种畸变形态的舆论。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客观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谣言从来就没有根绝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是一些报刊经常造谣的对象，深受谣言之苦。诚如他自己所言：“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失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的‘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呀这些话。”鲁迅是一个对时代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的社会病理学家，“以为造谣是中国社会上的常事。”因此，他对谣言这种特殊的社会舆论形态也有着细致入微的剖析和认识。
一、谣言，又叫谣诼、讹言、流言。虽然严格说来，这几个概念在意义上有细微的差别，但都包含着“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之意。谣言在我国的产生历史源远流长。汉末孔融作《临终诗》有云：“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北宋范仲淹在其名篇《岳阳楼记》中也曾慨叹：“忧谗畏讥，满目萧然。”其中的“谗”就是谣言。鲁迅在其著作中，使用最多的是流言和谣言（诼）这两个词汇：“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鲁迅在这里并列使用了流言、谣言（诼），可见他认为这两者是有一些区别的。流言，强调的是其浮浪不根、不断流动的形态，谣诼，强调的是其虚假不实、无中生有的内涵。但有些时候，鲁迅又互换使用这两个词汇，因为两者意义上的差别实在不大，也不容易区分。
谣言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因此，谣言就具有一般舆论的特征，但谣言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舆论，它有自己特定的功能。鲁迅认为，谣言的生命在于流传，虽然传播的内容是虚假信息，但虚假的东西能够产生并流传，说明它所表达的内容或倾向符合某些人心中暗自思忖或希冀，与其内心的想法协调一致，从而引起了他们思想上的共鸣：“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谣言总是具有一定的指向，显然，谣言并不是完全的一种主观人为现象，它反映人们（至少是造谣者）希望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对谣言内容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可以帮助人们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对照事实，谣言是虚假的，但谣言表现出的心态则是真实的。因此，鲁迅认为谣言是某种社会意识和情绪的显示浮标，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
谣言具有评价功能，自然也就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斗争工具，鲁迅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道：“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谣言。”使用谣言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有许多好处：首先，它可以避免自己抛头露面，因为有别人替你说话，他们成了自觉或不自觉的传谣人。而谣言的始作俑者却躲在幕后，看不见，抓不着，神秘莫测。没有人为谣言负责，但所有人都知道谣言内容。其次，谣言传播不便说出的话，这些话是摆不上台面，不能在公开场合上说，但通过谣言这种形式，其诋毁性却很大。谣言作为工具，当然既可以为统治者利用，也可以为被统治者利用。但一般情况下，谣言就其内容来源而言，是非官方性的，就其传播渠道而言，是非大众传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因此，谣言通常是一种反权力，统治当局一般不使用谣言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
但在鲁迅时代，由于统治者不掌握真理，不拥有人民，因此，谣言也就更多时候地成为他们及其御用文人用来中伤、诬蔑、毁谤进步民主人士的常用武器。国民党统治当局控制的各种传播媒体上，谣言也就充斥其中了。其目的，在于欺骗群众，“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使他们所压迫的人受到伤害。
鲁迅深刻地揭露了当权者是如何利用谣言来维护自己统治、镇压反对派的。因为谣言是一种社会评价，当权者常以此为标签，妖魔化政敌，化解反抗群体的舆论攻势，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或制造合理性的依据。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鲁迅在《可惨与可笑》一文中就愤而指出：“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因为在此之前，就有人别有用心地散布什么“学匪”、“学棍”，诬蔑进步学生，随后又传播什么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等等。鲁迅指出，散布这种流言和一般的诬蔑是不同的，其中包含着杀机：“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因为一旦这种谣言广为传播，统治当局就可以将这种标签轻易地贴到进步学生身上，为进行镇压和屠杀找到合法性借口。
鲁迅认为谣言虽然是一种有效的制敌武器，但使用谣言作为武器的本身，就表明了造谣者的虚弱本质，并预示着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谣言、流言等舆论形态一直具有伦理色彩，视同诽谤、污蔑、挑拨，公开散布、传播的言论一旦被贴上“管蔡流言”的标签，不论其论述是否虚假、悖逆、恶意，也不论谣言散布者是当权者，还是在野者，它在政治伦理上都立即处于劣势。基于这一认识，鲁迅明确指出：“‘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不应该相信它。”他主张革命者虽然要讲究斗争策略，但更应该光明磊落，不需要、不应该也不能拿起只有卑鄙小人才使用的谣言这一武器。“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谣言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并不能完全为造谣者所控制。因为社会谣言一旦流传开来，就很难控制，好像一匹脱缰之马，它的结果和功用难以准确预料。而且，有时谣言也会转而攻击它的散布者。一则被揭穿的谣言，可以使被攻击者摆脱接踵而来的谣言，赢得社会舆论的更大同情和支持。所以，谣言又是一柄双刃剑。以谣言为武器，可能有效，但也有限，而且以发展的眼光看来，造谣者终究没有什么好的下场。根据自己对历史趋势的观察，鲁迅作出规律性的断言：“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紒纴矠那些谣言世家的子弟们，也是很少有好下场的。应该说，这一结论至今仍然深刻精譬，具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鲁迅认为，流言或谣言的现象具有复杂性，“流言也有种种”紒紞矠，不可一概而论，谣言不需要证据，信谣和传谣往往建立在思想共鸣的基础上。
虽然谣言表面上表现为一种群体解决问题的方式，似乎是突然产生，难以确认的群体性言论，但总是反映某些特定人或特定人群的心理愿望和情绪，因此，只要认真分析，仍然可以从五花八门的谣言中寻找到它产生和变化的蛛丝马迹。鲁迅曾向人们揭露了以下被某些人经常使用的造谣手段，提醒人们注意识别：
一是人身攻击。即对造谣对象的道德品格予以丑化，使之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评价降低，从而削弱其社会影响力。在1925至1926年间，北京大学教授陈源炮制谣言，诬蔑鲁迅的著名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一书，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先是不指名地进行攻击。1925年，陈源在《现代评论》第２卷第50期的《闲话》里造谣说，有人“整大本的剽窃”（盐谷温的书），虽不指名鲁迅，却明白地暗示是鲁迅剽窃的。他说：“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当时文艺界都明白这是指鲁迅），继而指名道姓说是鲁迅抄袭盐谷温的书。1926年1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致志摩》的通信里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里面的‘小说’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1926年2月8日，鲁迅在《不是信》一文里，对陈源之流的造谣诬蔑，作了严正的批驳和揭露：第一，所谓挖苦一个学生抄沫若的几句诗，这是捏造事实。鲁迅说，他“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所谓挖苦，从何而来？这是陈源故意挑拨别人对鲁迅的恶感。第二，所谓鲁迅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书，更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两者不仅材料有很多不同，而且次序和观点也有很多相左。对于历史事实，比如，汉以后有唐，唐以后有宋，鲁迅也是这样写的。“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把“历史有点近似”的说成“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显然是非常荒唐的。1935年12月31日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鲁迅在编好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后，在后记里还谈到这件事。其时，盐谷温的书已有了中译本，鲁迅的书也有了日译本。鲁迅举出大量的史实，并将两个译本摆在读者面前，让大众来看看陈源究竟是如何对鲁迅施行人身攻击的。
二是反噬。对手先是造谣攻击鲁迅，继而反咬一口，说是鲁迅传播谣言。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流言具有诽谤、诬蔑、挑拨、谣言的意思。若把某人的言论贴上“流言”的标签，不论其论述是否虚假、悖逆、恶意，在政治伦理上就使之立即处于劣势，被剥夺了论述的正当性。1924年秋，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里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世钊扬言要“整顿学风”。5月7日，杨荫榆策划举行了演讲会，与学生发生冲突，于５月９日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6人。鲁迅等7位教师随即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对学生表示同情。陈源于5月30日发表《闲话》，诬蔑“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风潮，“挑剔风潮”（“某籍某系”是指鲁迅等人，即浙江籍、北京大学国文系）。
鲁迅对这些“流言”，曾经给予驳正。不料之后不久，陈源却反咬一口，说这些“流言”是鲁迅传播的。鲁迅觉得这手段非常之可笑：“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的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陈源等人一向诬称鲁迅为“刑名师爷”）陈源自以为是个聪明人，以“流言”中伤鲁迅，又反诬鲁迅传播“流言”。他没有料到鲁迅会识破他的伎俩。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陈源等人，鲁迅毫不留情地撕开其伪装，让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三是无中生有，进行政治诬陷。有的反动文人竟然凭空地捏造谣言，说鲁迅写文章批判旧制度、旧势力是因为拿了外国人的卢布，为外国人服务；或捏造鲁迅给高尔基的创作生活四十年发了祝贺电；或谣传鲁迅是“红军领袖”，已经“被捕”和“已经死刑”，传播这种谣言达四、五年之久，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诽谤鲁迅的谣言，又换上了“亲日”的罪状，说是给日本人当侦探，是“汉奸”，甚至捕风捉影地说鲁迅“已往日本做‘顺民’去了”。他们总想把鲁迅置之死地而后快。还有些谣言，忽而说是“鲁迅已逃走了”，忽而说是“鲁迅生大病了”，甚至有时还祸及内人和孩子，连海婴和许广平也受到攻击。其实，这些谣言或者是迎合某些人的意旨，给他们以快意；或者是恶意中伤，以图构陷，正反映了制造者们的真实心理：他们确实希望鲁迅“生大病”或“逃走了”。这些捕风捉影、凭空构陷之谈，虽然造谣手法并不高明，但在当时却是很有杀伤力的。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常常以抗日锄奸为名，行摧残进步力量之实。鲁迅发人深省地总结道：“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造谣者希望以此给鲁迅等人戴上红帽子，为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鲁迅制造口实。
三、凡有产生的事物，都会消亡，谣言也是这样。就具体的某一则谣言而论，既然有产生，也必然有终结。这也就是说，谣言的终结是结构性的，是从其一开始产生就注定了的。对谣言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谣言有其相应的内在结构。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三》中，就曾指出北京一些报纸在流言传播方面惯常经过的几个阶段，也是多数谣言都要经过的几个阶段，即谣言有其共性：“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世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来如此的。”并详细地介绍了谣言制造的几个阶段：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的，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毁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根本利益上和人民不一致，因此决定了他们不敢讲实话、讲真话。他们的报纸和他们间接控制的报纸，在撒谎和造谣上无所不用其极，谣言满天飞。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其通常的做法，是“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抓住一点事实，制造一些谣言，让人很难分辨清是真是假。更多的情况则是完全的向壁虚构。如“一•二八”前后上海资产阶级报刊上所刊登的“我方飞机”从苏州、广州出动的消息和长沙共产党人对商人实行酷刑的消息都是虚构的。谣言是一把能够杀人的软刀子，但谣言毕竟是畜类的武器，是鬼蜮的伎俩，只要认清谣言的真实面目，就可以战胜谣言。
在长期和资产阶级报纸打交道的过程中，鲁迅获得了一个经验：对这些报纸上的报道，只能反看。在《推背图》一文中，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文章反面看法”，并举出“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以下‘要闻’”为例，说明这些文章都只能反着看，才能得其真义。虽然这些所谓的新闻反看起来，未免“太骇人”，但却是事实。鲁迅对当时苏区红军几次反围剿战斗情况的了解，就都是采用这种办法通过那些极尽欺骗歪曲、诬蔑之能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报道，从反面辨别出一些真实的情况来的。
对待谣言，鲁迅认为首先不要害怕，要从战略上藐视它。鲁迅同造谣者作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大无畏地宣示：“‘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1933年，杨杏佛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被国民党特务所暗杀。有人在《社会新闻》上撰文造谣说，左翼作家“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的”纷纷离沪，说什么“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鲁迅随即给予痛斥说：“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支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谣言毕竟是谣言，任何谣言都经不起事实的甄别。反动政府及其走狗文人，只能以谣言来诋毁左翼文艺人士，充分地说明了他们是多么的虚弱和渺小。
其次，鲁迅认为对待谣言，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谣言制造者提供的虚假事实是出乎意料的，具有某种新闻性，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来说，“流言之易于惑人。”因此，要从战术上重视谣言，对于它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要提高警惕，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因为众口铄金，危邦宜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的旧中国，“谣言也足以谋害人的。”比如，1925年，北洋军阀政府策划的北京“三•一八”惨杀事件，事先就散布了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在同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发生冲突中，就将请愿者作为共产党对待，结果打死打伤很多群众。所以，当特务们办的小报以《惊人的重要新闻》为题，报道了捏造的“鲁迅被捕”的谣言以后，鲁迅认为这是一种信号，就“不住在旧寓里了”。
第三，要学会和掌握战胜谣言的手段。对有些谣言，要及时地予以揭穿，使之不能发生效力。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谣言止于信息透明，只要提供出事实真相，谣言就不再能发生作用；也有一些谣言，对之要采取低调、回避式的冷处理，即不予理睬，所谓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追谣，不辟谣，等待流言、谣言自动淡出历史舞台。因为“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计。”只要在方便的时候“偶刺之”即可了。谣言总是夸大其辞，这是谣言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特定情况下，谣言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共鸣”，但当人们冷静下来，或事过境迁时，谣言的终结之日也就到了。
第四，对待谣言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尤其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天花乱坠的宣传，要以质疑的态度审视之，不能轻易地予以相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宣传，常常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颠倒，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等等，不一而足。1933年4月2日，上海《申报》报道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则谣言：“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反对国内外敌人，为人民的事业在作艰苦的斗争。恰恰相反，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忙于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与日本政府的勾结是没有间断过的。这就是属于“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这一类。1933年3月，日本军队占领我国的承德，并向古北口等地进逼。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为欺骗群众，虚张声势地宣传什么“北平正在设备防空”；同时，又于1933年二、三月间将北京历史博物院等处的几万箱古物运往南京，然后由南京转运上海，藏在法租界中央银行仓库里。人们从国民党政府的这些行动中，看到古城已处在危机之中，并推测上海的租界是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的“乐土”。这是属于“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这一类的。鲁迅从现实生活中，总结过自己痛苦的经验：“我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这另外的看法，就是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方法。
正因为深受谣言攻击，所以，为了反击和驳斥谣言，鲁迅曾化了很大工夫研究造谣报刊。他说：“我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他认为谣言毕竟是虚假的信息，编造得再高明，也有漏洞，对谣言研究得越透彻，就越能够战而胜之。鲁迅当时对谣言的认识和论断非常深刻独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历史是一面镜子。认真学习鲁迅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分析谣言的产生和变化，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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