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事件让人们看到，当下的中国政治还远远没有达到某些论者一厢情愿的中国式宪政的制度化状态，毋宁说是拜占庭式宫廷政治爆发权力斗争的前夜。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如何通过王立军事件，为司法途径挤出一条可能的出路，这不仅考验法律人的智慧，更加考验当政者的胆识。
毫无疑问，作为过去一周最劲爆的政治八卦，王立军滞留美国领事馆事件激起了无数的想象与口水。从叛逃论、滞留论、抑郁论、金蝉脱壳论，到乌有之乡的美帝挟持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然而绝大多数描述和评论，都不可避免地流于猜测与推断，无法得到正式渠道的证实，甚至无法得到两个以上非官方独立信源的证实。中国官方对此讳莫如深，真正直接面对这一事件的官方媒体，反而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这实在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
王立军的戏剧性命运转折，不禁让很多人将他同唐代著名酷吏来俊臣对比。来俊臣以请君入瓮的典故和《罗织经》而遗臭万年，将王立军同他强作比附未必公平，然而面对强主，兔死狗烹的下场却不无相似。来俊臣顶峰时官拜洛阳令(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次年就暴尸街头;王立军同样前一年官至重庆副市长，次年却冒着政治生命终结、党纪国法处分的风险，远赴成都避祸。
网上流传着王忌其骄而祸己，欲弃之臣夜遁，入蜀，投西番之门而不入的段子，但并没有将帅反目的确切证据。而重庆官方对王立军的评价中则称：工作有时要求急一些，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这种委婉含混的措辞，在政治蜜月期可以看做无伤大雅的嗔怪，却也隐晦地标注了现代的酷吏本色。
然而，21世纪的中国毕竟和武则天时代相当不同。其中关键差别之一是，传统体制下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格局不复存在，社会分化为众多具有自主性的阶层与群体，不必事事听命于官府，而律师群体正是最典型的例子。
对于很多刑事辩护律师来说，王立军事件不啻是一副兴奋剂。自李庄案以来，历经北海案等一系列屡败屡战的经历，中国刑辩律师群体一直笼罩在悲情气氛中。已经有多位律师半戏谑半认真地呼吁，如果王立军事件进入法律程序，可以考虑恢复李庄的律师资格，让他为王立军代理案件。而李庄本人也于2月8日表示，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
李庄的表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受害者笑到最后报复式的扬眉吐气，但真正要和王立军一同走上法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短期内都没有更切实的可操作性。且不论王立军方面目前正处于紧张的政治博弈阶段，李庄如果以公民身份辩护，在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方面都将受到诸多限制，而他被吊销的律师执照，也并不随着王立军的倒掉而自动恢复。对于律师群体而言，他们也不过是借着信息管制的短暂混乱与真空，一吐心中积郁的怨气。发言者固然扬眉吐气，旁观者却当不得真。
坊间流传称，前重庆市公安局长文强临死前，已经诅咒王立军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法学教授贺卫方2011年4月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公开信，其中也告诫王立军：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段话如今被看成是一语成谶的先见之明，然而要摆脱政治权力的全能诱惑，除了学者的激情呼吁外，也同样需要现实机遇和操作手腕。 很多评论者将这位副部级警官的出走，同当年林彪九一三事件相提并论。但从形式上看，这次更类似于六四后方励之避难美国使馆的事例。然而不管是九一三事件还是方励之事件，当时都没有在司法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任何可能性。如今王立军与上司决裂，同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甚至不排除卷入高层内斗的可能。但是此前的法律斗争并非全无意义，正如著名律师斯伟江评论的，万一王立军出事，律师也会不遗余力地保护他的合法权利，这就是李庄案的意义之一。另一位来自上海的律师也呼吁：避免王立军事件仅成为某些人人治权谋的闹剧和牺牲品，力促事件成为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鲜活案例和典型教材。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美国民主的一个特征是，所有的政治问题，最终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此来观照王立军事件，如何从信息铁幕笼罩下的饥渴中缓过神来，超越政治八卦与秘辛的层次，让事件可以光明正大地得以讨论，让当事人能够堂堂正正地得到一个程序救济，这不仅需要媒体倾注热情，同时更需要政治决策者有胆有识的善意回应。
王立军事件让人们看到，当下的中国政治还远远没有达到某些论者一厢情愿的中国式宪政的制度化状态，毋宁说是拜占庭式宫廷政治爆发权力斗争的前夜。在暗潮涌动的政治斗争中，如何透过王立军事件，为司法途径挤出一条可能的出路，这不仅考验法律人的智慧，更加考验当政者的胆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