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纪念为契机，中国国内舆论界再次围绕改革之命运掀起大辩论，从地方到中央的官方媒体均在2012换届之年发出强音，重新审视既往呼吁坚定坚持改革兴利除弊，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台湾媒体27日亦发表文章，引述大陆学者的话称，大陆虽民怨颇深但却缺乏如“阿拉伯之春”瞬间爆发的条件，中共总是能颇具智慧地将动摇国本的改革危机转化为技术性问题化解，而未来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型号新“引擎”。
2012是邓小平发表推进改革的南方谈话20周年，年初以来以自由开放为特质的南方媒体如《深圳特区报》、《南方日报》等就多次发表文章，呼吁中共继续发扬邓小平的改革精神，以更大的魄力推动以发扬民主、监督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1月底还在广东引用邓小平当年的名言：“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作为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两大指标性官煤《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连续两天以社论的方式，吹起“改革”的号角，强调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而专事改革言论的公识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亦在显要位置长期刊载南方讲话推手周瑞金的改革论述，倡议“大刀阔斧改革，革除既得利益者”的呼声。
台湾《旺报》称党的喉舌和大陆各地媒体近期有如此大的动作，一来相当罕见，二来也显示，中共党内为今年“十八大”的权力位子，开始弥漫一股“论述制高权”争夺战的气息。
文章称，相比于推动大陆高速发展的驱动引擎“改革开放”，对内改革的引擎已面临“汰旧换新”的关键局面，大陆内部多数共识都认为，这部“改革引擎”需要换新机器，但要换什么“型号”，各方人马却陷入纷争。
政治及知识精英对国家发展前景充满忧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形容，现在的中国宛如“怨妇社会”，人们对国家体系心存不满，事事不论对错都埋怨。未来5至10年恐怕是执政党“改革的最后一次机会”。一般百姓也切实感受到强烈的“不幸福感”；诸如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普遍的不平衡感、不幸福感正在许多社会大众之间扩散。
但文章认为，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中国会走向如过去一年半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及叙利亚等地所爆发“阿拉伯之春”，因为大陆知识精英主流观点皆认同，大陆缺乏“阿拉伯之春”那种长期积累各种矛盾、瞬间爆发的社会条件。
文章引述大陆学者的观点，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称中国正处于工业社会阶段，部分先进城市则处于往消费社会迈进的过程。因此，在发展年代中，即便幸福感低落、对社会怨怼在增强，但民众一方面对未来发展仍有期待，二来更畏惧不安定感，排斥动摇国本的“震荡式”改革，“若出现剧烈变化，原本拥有的东西恐怕也将付之一炬”。在此社会氛围下，大陆的改革必将偏向“技术性问题的解决路径”，而非选择推翻政府（也缺乏更让人信服的替代政权）。 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颐武观察到，大陆的改革开放，让社会从原本零和游戏、你死我活的“解放政治”，转型到能议价，讲求利益妥适分配的“生活政治”。
分析称，由于走向生活政治，因而大陆民众屏除了激烈性、根本性的变革，进而形塑出“超越左右、渐进变化、技术性变革”等三项条件。诸如2011年冲击中央政府威信颇大的温州动车事故，在当时的社会氛围对政府的感受，宛如炸了锅似的愤怒。但在社会情绪宣泄完后，中共都把涉及体制变动的政治问题，巧妙地转换成技术性的问题解决。广东乌坎村事件的落幕也是如此，烈焰熊熊的村民怒火，最后也落实在土地利益分配、实现村民维权的具体措施上。
随后文章又引述另一派学者的意见，认为从政治角度看和台湾早年民主运动不同，大陆中产阶级崛起后，并不像当初台湾中产阶级一样，成为反对势力的社会基石，而是被中共透过这种具体经济利益“压制下来”（诸如即便月薪区区人民币五六千元的国有企业职员，年终奖金却可领到人民币超过10万元）；民营企业主也在江泽民时代被一一吸纳到中共政治体制内，成为和官方结盟的“红色资本家”。
在此背景下，中产阶级以下、缺乏权力的社会底层矛盾却惊涛骇浪地在大陆各地席卷开来。如何在不触及中共永续执政的底线，又能吸收社会矛盾，稳定社会，是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原则。对此，大陆一些沿海地区已开始悄然进行试点，除了乌坎村轰轰烈烈的选举外，基层人大改革，让底层人民在体制内发挥更多声音；推动基层地方政府的预算公开，赋予百姓监督权（这也是民主政治的最早雏形），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渐进式”政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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