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是近半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上到中共政治精英，下到黎民百姓，纷纷针对这两种模式或进行政治博弈，或展开激烈争论，或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去年年底，一般认为，“汪洋与薄熙来论战，广东派暂居下风”，而随着王立军事件的发生，舆论又普遍认为，“重庆模式”接近破产，天平似乎又倒向了汪洋。
的确，两个城市，两种模式，两条路线，但其实这两个模式不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各自探索吗？各自尝试着用自己的一整套方案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只不过刚好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所以，重庆的叫了“重庆模式”，广东的当然叫“广东模式”了。又何必苦于去争辩是以“广东模式”作为“中国模式”的范本好，还是以“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的典型好呢？试想，这样的尝试和探索，如果不只是两个，而是有五个、十个、二十个是否会更好呢？如果每个地方都能有自己的一套“模式”，百花齐放，百姓不就能有更多选择了吗？
广东、重庆何苦一较高下
还是先回到“广东模式”、“重庆模式”本身。自汪洋2007年主政广东后，“广东模式”浮出水面。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相对开放的市场，比较自由的经济，加上政治上有限度的思想解放。但30年发展下来，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不止，民众的不满日增，近几年经历了“民工荒”、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还有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等等，昔日的“翘楚”已经渐渐失去了光环。经济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蛋糕也做大了，社会却越来越不公，民众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增加，部分底层民众的生活甚至不升反降。汪洋看到了广东的困境，提出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腾笼换鸟”、财政公开、大部制改革、粤港、粤澳合作、网络问政等等。
但要看到的是，广东已经经过了30年的经济发展，换句话说，先发地区的整个广东，目前的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造成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与此同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腿长”个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腿短”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开始凸显。这个时候，就需要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的体制机制，进一步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求继续发展，在发展的同时，进行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共同改变跛足的局面。
再看重庆，西部大开发后开始大发展，但仍然落后广东20年，是中国直辖市中经济最为落后的，1,300万左右居民，只有6,00万左右在城市。重庆这个地方和广东碰到在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完全不一样。说到“重庆模式”，可说的就多了，“唱红打黑”、“建公租房”、“三进三同”、“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地票”、“另类金融中心”……用重庆官方的话语就是“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五个重庆建设。
虽然薄熙来创造的“重庆模式”仅仅不过数年，但却已经成果累累。
“重庆模式”最大的价值是什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吸引农村人口往城市转移，为产业成长提供充沛而稳定的劳动力，让重庆在沿海产业往西部转移过程中把握先机，再通过公租房等保障方式，能让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生存下来、稳定下来。真正加速了重庆城市化进程，落实了城乡统筹。记者从重庆规划局了解到，未来10年内，重庆主城区将会形成1,000平方公里建成区，新增人口500万-600万，这些新增人口将主要分布在重庆一环和二环之间，而两江新区和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富士康西部园区所在地）等重庆产业“发动机”就位于这一区域。据重庆市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两江新区新增人口中来自重庆东西两翼的农民工最多。重庆将通过两江新区、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等开发区建设，加速推动重庆城市化进程，并吸引重庆远郊区县劳动力向主城区转移。两年内300多万转为市民的农村居民中，大约会有1/5以上进入主城区，他们大多数都会入住公租房。另外，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在2010年就已经正式全面启动，全市40个区县、部分大中专学校和企业均设立咨询转户站，为有转户愿望的农民现场办理转户申请。农民转户后，可享受城镇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政策，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将用10年时间让1,000万农民带着尊严和财富转户进城。同时，对于那些还在两难选择中的农民，重庆也给出了“地票”，让那些进城的农民并没有完全失去土地，还有二次抉择的机会。
用学者的论调，一般会认为，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其实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了。广东在“腾笼换鸟”之后，产业仍然没有可观的升级。笼子是腾出来了，大鸟是否进来还要观察。然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情况无法回避，就是像增城的情况，外来劳工与本地人发生冲突事件。在产业升级之后，农民工只能到街头挤当地居民的谋生手段，于是和当地居民矛盾就爆发了。当然，如果在产业升级后，这些农民工如果可以和新产业衔接，那么未来也没问题，但仍有待观察。然而，在出现矛盾的当下，提出公民社会建设，一方面让他们可以骂娘，一方面又用地方的治理法制化去控制情况，至少从目前看是有成效的。而重庆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还在农民进城的阶段，保证他们的衣食温饱，有房住，有工作，享受农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矛盾就自然可以避免。简单说，广东处于“升级”期，重庆处于“初建”期，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政府这只“手”的着力点自然都不同。
地方模式其实有很多
无可否认，“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确实大不相同。但其实，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都是某个地区自身变革经过包装后的所衍生出的概念。当人们大肆谈论的时候，是真心在说“模式”，还是只是想去说薄熙来和汪洋相异的领导风格呢？恐怕连自己也并不是很清楚。而汪洋也好，薄熙来也罢，也不过就是虽率领着不同的“军团”，面对着不同的改革攻坚堡垒，各自都有一整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措施，做了一方父母官本就该去做的事情。
相当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的形成节奏几乎完全相同。客观的原因是，两地都处于某种大变动阶段：广东是经历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之后，需要另寻出路；重庆需要在内陆特定环境中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巧合的是，两位主政者都是经历了3年的摸索，几乎同时形成了清晰的地方治理理念。
或许正是有这样的巧合，再加上是汪洋和薄熙来，所以在这场论战过程中，“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便被媒体打上了某种符号，似乎在引导着大家陷入这些符号所编织的政治幻象中。一听到重庆大唱红歌，就想到极左的时代；一听到广东解放思想，就想到西方的主义。但这样联想的同时，也应该知道，重庆一边唱红歌，也一边引进着富士康；广东一边解放思想，也一边增加着维稳经费。广东、重庆不过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局部变革发展的两个城市，又何必上纲上线，大动肝火的非要他们一争高下呢。其实，“重庆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模式中，百花齐放的小模式。而这样的小模式还有很多，比如说，政府主导型的“苏南模式”，再如企业家主导型的“浙江模式”，还有“官民互动”的“铜陵模式”，“党内民主”的“乳山模式”……就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谁又能说的清楚绝对的好与不好呢？
举个例子，浙江省是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典范。其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经济私有化水平较高，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人们常说，浙江各级政府藏富于民，其实是在经济私有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为了促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体制上积极适应私有化经济的需求。但形成这样的“模式”并不是平地起楼的。“浙商”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浙江商人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民国时期，江浙财阀更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试想，如果说突然间让重庆走一条“浙商”之路，会是怎样？恐怕贫富差距的扩大会是几何数增长，这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
有人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上升到中国的未来道路之争，这未免太言过其实。原本广东与重庆就并不处于对立态势，更应该相互学习，不光是广东、重庆，中国的执政者都应该与时俱进地、积极的探索更加适合中国的道路。 而对于百姓来说，“模式”多了，也就意味着选择更多，适合做小生意的，就去浙江；想要更多机会的就去北上广……如果中国各个省份、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魅力，那么百姓不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这样不就自然的打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了人才的有序自由流动，如此，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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