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上一篇文章已经说过，在王立军案上，本人非常赞同牛泪所透露的中共高层的态度，即“三分法”----把王立军和薄熙来分开，不能因为王立军就完全否定薄熙来；把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分开，不能因为薄熙来倒霉了，就把“重庆模式”一棍子打死；把“重庆模式”中好的和坏的分开。
但或许牛泪志存高远，思维广博，因而不屑对此小事解释太多，本人也觉前文论述意犹未尽，所以想在此多说几句。
首先，“把王立军和薄熙来分开”。对王立军一事，虽然迄今中共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性，除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笼统一句“王立军事件已经顺利解决”外，现在舆论所传王立军事件定性，皆有待证实，但是，对于王立军本人，以在职副部级官员身份私进美国领事馆，又因其在国内的知名度及与薄熙来的关系，给十八大前的中国政坛造成近年少有的震动（估计近年来只有陈良宇事可以相较），因此之故，对王本人的负面定性、进行党纪国法的处置，该是少不了的。
而对薄熙来，一则因为其不但有“功”（将在下面的两个“分开”中说到），并且其“过”也不一定至于要与王立军并处；二则因为即使薄熙来有错，也不似王立军一样已被天下人皆知，薄的地位和政治影响也不与王立军在一个等级，按中共一贯的处理方法，断不会将二人一概而论。此所以“把王立军和薄熙来分开”也。
其次，“把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分开。毋庸置疑，今天甚嚣尘上的“重庆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因薄熙来而“红”的，虽然“重庆模式”是政客、媒体、学者和中国政坛和社会需要交织作用催生出来的一个概念，但它从出现伊始，就跟“薄熙来”这个名字紧密相连，甚至在内容实体意义上，可以说“重庆模式”的做法，是薄熙来一手推出的，但是，仍不能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混为一谈，即，不能因薄一人的善恶穷达，决定“重庆模式”优劣存废。
同样毋庸讳言，薄熙来造“重庆模式”，有其政治私利在。但凡从政者，古今中外，有几人不为谋权？好的政客，只是将谋自己权力与为民造福统一起来。因此即便我们断定薄熙来权欲熏心，也不必急于否定“重庆模式”，也许从政者为求权力收获民心，会最大限度为民造福。
再次，“把‘重庆模式’中好的和坏的分开。”重庆的全民唱红，让人忆及文革灾劫；运动式打黑，出现了超越法律程序的功利急躁。甚至其“共同富裕”的口号，都让不少已赚得盘满钵满的人起了恐惧。由于这些因素，“重庆模式”往往被与“极左”、“文革”联系起来，在市场化多年的中国社会中，它成一个诟病、警惕的对象。
但如果了解一下身在其中的重庆的人态度，可能会避免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比如 “打黑”之后，重庆百姓普遍觉得治安状况总体有了很大改善，对“平安重庆”，百姓的认可度还是相当高的。
其他如加大社会保障工作力度，多建保障房，相对公平的城乡户籍改革等等帮扶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的施政方向，在中国贫富差距惊人、社会稳定岌岌可危的今天，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这点连“右派”的人士也不会反对。总之，“重庆模式”中的做法有好也有坏，不能情绪化地一概抹杀。
这就是本人对老牛所透露的中共“三分法”的看法，请各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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