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蕴（发自海德堡）/有时候，我们盲从于别人的标准，同时放弃了自己的标准和发言权力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我们习惯的文化视野里，他山那些石头，是当仁不让地受过启蒙、人文、民本等诸种文明汤药浸泡过的高级存在，在他们面前，我们很乐于低下我们高贵的头颅，虽然态度含糊----或谦虚，或自卑，或只是习惯成自然。所以初到德国时，我是绝对的态度谦卑，说话音量奄奄一息，永远端坐如仪，热情耐心地排队。如此做，并非觉得有何国家大义需要担当，只是不甘心突然就变成了“非文明人”。国人自我监督并总结出来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对我是很有震慑作用的----虽然，我常不以为然。
时日倏忽而过，我慢慢发现，对此，德国人民表现得并不是很领情，反而常将我向反向推动。在我文明到如坐针毡时，这对我不啻是一种解救。
首先，我知道日尔曼民族是著名的优雅而文明，所以在公车上，当我时时看到那些身着亚麻西装、捧着英语计划书在读的文明乘客们，堂而皇之地把灰尘仆仆的贵脚搭在对面的座位上时，我不可能不感到惊诧了----在国内，这是我们幼时便被严厉纠正的行为，没有非常胆量，寻常国人决不敢轻易尝试。但在这里，它没有任何异样的气息，周围人都不以为然，处之泰然地各行其是，我也只能惊诧于自己的惊诧了。
到了春日，阳光和暖，德国从纠缠了半年的冬日阴霾中苏醒。我从巷子走过，只觉头顶五颜六色，金蛇乱舞----德国的主妇们正在大扫除，而积尘半年的被子、垫子就这样被堂而皇之地从窗口伸出，被悬空摇晃、拍打着。琐细的灰尘在阳光中历历在数地飞舞着，下面行人则安之若素地来去着。我可怜的惊讶仍是没有机会得到宣泄，德国房东告诉我，在这里这是很正常的行为，是呀，否则如何清除被子上的浮灰？
而最辉煌的莫过于一个标志性的德意志行为，当众挵鼻涕。在国内，这个只应该发生在洗手间的行为，在这里享受着登堂入室的合理性，如讲堂、宴会上，在当地人心中，它不会引起丝毫和“非文明”有关的联想。可是如果为它配上相应的背景，比如它是发生在一个肃立在万人前、在扩音器前演讲的政客或教授身上，其壮观、隆重程度是不敢想象的。结果是，目睹此场景的中国人很是惶惶不安，脚下站立了二三十年的道德大地似乎突然裂开了，大家纷纷奔走相问：是真的吗？是真的，确确实实的。但又能怎样呢？在一个时刻，一个人的鼻子需要迫切的疏通，它为何不能发生？
当然，德国人民确实不会随地吐痰----在这里洁净的空气里，似乎也没有那么多痰可吐；但不妨碍偶然地扔扔垃圾，如赶车时扔扔咖啡杯，随手碾掉烟蒂等等。这些行为，一般是会获得绝对理解，因为“万物之灵长”的人总比瓶子、杯子重要，自由比秩序重要。如此一来，国人困惑之极，难道“文明” 也像胡适口中的“历史”一样，变成了可以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事实确实如此。
是否文明，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明。先贤认为西方“礼而不让”，中国人“不礼而让”，不论“让”或“不让”皆是文明，标准不同而已。同时，文明并非单向度的绝对真理，而是一个变量。在西方文明、价值系统中，它更多被放在以自由为参照的坐标系中接受判断，偏向于左端“自由”还是右端“秩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选择。但显而易见的是，到了当代西方，砝码在明显向左端倾斜，于是个人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尽可能的尊重与张扬；结果是，与古典时代相比，让步后的文明尺度也许稍显软弱，但的确人性化了许多。遗憾的是，这样的力量关系，对国人而言却意味着片面地去靠拢静止的西方文明规范，而忽略规范背后对自由的体谅和个性的尊重。因此常想，适度地放松对绝对文明的警惕性，对今天的我们，也许反而是一种进步。
文明本为变量，而发言权也至关重要。当言说者是西人时，其公车上的行为、挵鼻涕都与文明无关，但借这样的光照到的中国，却有了另外的涵义----如中国人大声讲话是粗鲁，中国人与父母同住是压抑个体，中国人勤奋是因为焦虑，中国人吃饭不换三道盘子是粗俗……国人于是着急地自检，举手投足都向发言人谦卑靠拢。但如果反过来，我们登上了发言台，手中的电筒照出的，又是什么样的凸凹不平？----比如西人天天洗澡，是因为体味太重；他们吃饭换三道盘子，是因为食物没有内容便大力发扬形式；他们永远微笑，但永远无法接近；他们自强自立，但任父母寂寞终老……令人感慨的是，在当今的价值话语系统中，我们确实无法掌控这种发言权，但也不意味着必须时刻去俯就于对方的权力，而且----事实是，权力有时是我们主动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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