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央視“百家講壇”捧紅了兩大文化名人，一個是“品三國”的易中天，一個是談《論語》心得的于丹。對於易中天，體制內的反對和詬病之聲不絕於耳。但是對於丹闡釋《論語》的“心得”，體制內一片噤聲，體制外一片叫好，還美其名曰：美女學者。這或可解讀為體制內的寬容或對女性的尊重，也可理解為大眾文化同精英學術的較量中的勝出。
從文化啟蒙的角度看，易中天、于丹以及紀連海、康震們都可算是令人尊重的平民化的學者英雄；但是從學術傳統的固守看，卻也有著顯然的隱憂。一方面，若眾多的學者都從學術圍城突圍出走，去走明星化的功利之路，中國學術的根底會變得淺薄；另一方面，眾多的社會活動也有不務正業之嫌。從此角度言，筆者以為像于丹這樣年輕的學者還是安於學術為好。
于丹在重復“走紅----出書”的功利老路業已成功，首版《〈論語〉心得》的銷量就突破60萬冊。在名利雙收的情境下，于丹的教授身份毋寧說是商業化的演講家，而其一貫的影視策劃人身份更強化了其市場弄潮兒的身份。這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都無可厚非。不過，考察其憑藉走紅的世俗化著作，其解讀卻和《論語》原意不能契合，其本人也承認不是作《論語》的講解和辨析，而只是講自己的心得。這就引發了文化悖論，即于丹自己的“心得”是否就能深切《論語》之“心”？若不能，則是誤導受眾，于丹欲受追捧，謬種遺毒更大。所以，竊以為經典可以通俗解讀，但不可以隨意自由發揮，更不能世俗化和娛樂化解讀。否則，這豈不是成了另類的“樂搞”孔子？縱然民眾有吸吮傳統文化典籍的焦渴，但國學的深奧精髓有時是無法通俗和淺易化的，否則那就不叫經典了，而是通俗讀物。
在我看來，于丹的“紅”未必是因為其深諳《論語》之真諦，乃是民眾出於對女性研讀文化典籍的好奇所致。于丹解讀《論語》，受眾由突來的好奇異化為好感，聽進耳朵裏的是女性對現實生活的感悟，而少有人思索她講的是不是真正的《論語》。因而，《論語》在於丹，不過是語言的道具、或文化的馬甲。故于丹之 “紅”來自“本我”的感性而非《論語》的理性。
于丹以現代視角解讀《論語》，說到底是其本人的“心語”，而絕非孔子的嫡傳和《論語》的核心。因為《論語》在春秋時代絕非“聖人”經典，在其同時和稍後的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所展露的中華文化和學術的爭奇鬥艷才是文化的正朔。可惜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使得儒家經典被政治規定為“聖人聖言”。因為如此，歷代儒家學者才有可能按照統治階級的意願去隨意解讀《論語》。
多元開放時代，今人研讀中華文化經典的視野應該寬廣一些，將《論語》和其他百家的經典平等對待，取其原意，吸其精華，辨其糟粕，以文化反思而非功利取用的心態去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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