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二十年经济高度发展但政治改革步伐缓慢的情况下，社会状况的裂痕和分歧增加，并难以得到有效合理的解决，于是给了重庆式人治青天以用武之地。但如果法治和人治的两条路都走不通，剩下的选择就是绝非上策的激进革命了。
中国政治舞台上由所谓“王立军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沸沸扬扬，最近终于告一段落，当事人薄熙来与王立军双双去职，转眼间重庆已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与其仍称作模式，不如说已成问题。笔者以为，“重庆问题”目前人虽散去，但曲调未终，值得中国各界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和启示。
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重庆问题”，可以有民粹、哲学与政治的三大不同观察理解角度。从民粹角度看，重庆模式还是有一定的得分，因为它抓住了在转型变革时代，普通人最关心的经济利益、社会安全与精神寄托这三大要素，并敢于采取给力举措以争取实际效果；不过民粹毕竟与民主有着本质区别。民粹是试图通过迎合民众，来控制民众为我所用，民众在此过程中可能得到某些暂时的好处甜头，但却并不具备真正自主自立的公民权益，也因此难以真正掌握自身与国家的命运。
所以从哲学角度讲，“重庆模式”又是不及格和难以持续的，其指导思想和操作手段都颇显过时落伍，人治与“一言堂”特色突出，过分诉诸盲从情绪，也从而为“重庆问题”的爆发埋下了深刻的隐患。在民主法治浩浩荡荡的今天，华夏大地上的“青天与铁腕”情结依旧盘桓不散，折射出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对主政者和普通民众心灵长期侵蚀和扭曲的恶果。
从政治角度检测，薄熙来“醉翁之意不在重庆，在乎中枢大位也”，及不惜搞“群众运动式”一窝风折腾，都导致了中央高层的疏远、忧虑，以至反感。薄氏在哲学上的落后及政治上的幼稚，必将导致来自历史潮流与中央权威的双重阻击，使他既作不得袁世凯，也当不了叶利钦（耶尔辛）。
而“王立军事件”则成为“重庆模式”转化为“重庆问题”的关键导火索，也将“重庆模式”核心成分中所包含的巨大缺陷与荒谬充分曝光。事实证明，一旦出现高层政治纠纷，当事人王立军作为独立个体和公民，依旧严重缺乏自我辩护和保护的合法公开渠道与退路，尤其是在中央追查和地方切割的双重压力下，事情几乎陷入绝境；个性强悍的王立军拒绝坐以待毙，为此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既定官方职责与政治面目，投身于外国领事馆，凸显出实际人生处境在高调政治喧嚣面前的扭曲和尴尬。中共党史上曾有张国焘及林彪出走他方的旧例，如今又有王立军类似的新科，其中的沉痛教训，恐怕不是简单一句“叛党叛国”就可以轻易了结的。
譬如美国的政客和军人，一旦在政治的险恶中触礁，如属于司法性质就公开审理；如属于政策或政见纠纷大不了就是辞职离位，要么解甲归田，或入学执教，或下海经商，其公民权利范围内的事情，很少会受到损害。这种政治文明程度非常值得中国效法追求，否则总是搞得胜者王，败者寇，最后贻误扼杀的是精英人才，消损伤害的是国家长远利益。
再者，“重庆问题”从宏观上反映，中国拖延改革的风险值，已接近临界爆发点。
在时代与社会激荡转型的历史关头，面对众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的治理有上中下三策：民主法治、人治青天、激进革命。“重庆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时代烙印。在近二十年经济高度发展但政治改革步伐缓慢的情况下，社会状况的裂痕和分歧增加，并难以得到有效合理的解决，于是给了重庆式人治青天以用武之地。但如果法治和人治的两条路都走不通，剩下的选择就是绝非上策的激进革命了。
笔者最近造访了曾领导现代文明发韧的英国。那里的许多东西看已陈旧，却不过时。总的观感是并非英国人曾经做得多么好，而是中国曾经做得多么差，有些发展障碍甚至迄今仍无法逾越。因此，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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