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0年前，我就知道：许多人的真实身份与他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政治面目大相径庭。例如，身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其实是一位中共党员----不知哪是他真正的信仰？当时以为这都是特殊情势下的特殊现象，其实不然：这种情况在中共治下之普遍，出乎我意料之外。《新史記》第5期杂志转载了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胡治安的文章《知名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让我大开眼界。
记得那年我采访前中共中央委员、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老先生，我知道他独自掌管一笔巨额秘密经费，也曾经在香港秘密发展过中共党员。便问他发展过哪些人，哪知此老党性坚强，坚不泄密，我软硬兼施，百般套话，他只默认了一个基本上公开了党员身份的女影星汪明荃。那时我还不知道香港有个叫梁振英的政坛新秀，没有向许老询问他是不是中共秘密党员。
如果说在香港没有回归前，采取秘密方式发展党员情有可原，那么在中共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形势下，还陆续发展若干地下党员，不能不说是一大怪事。
有多少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身份参与政事的人士，其实早就是中共“两栖党员”？他们为什么要加入中共？加入中共是否背离他们原来所属政党的宗旨，应该脱离原来的政党？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脱离？而为什么中共领导人也鼓励他们留在原来的党派，将最光荣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保密？
双重身份，两种作用，這算不算欺骗？----如果说革命、战争期间，为了对付敌人，尚有可原，那么在和平时期，这算怎么回事，是不是欺骗友党，欺骗人民？这种情况，是不是助长了当今蔓延于整个社会的“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诚信危机？
下面我转载胡治安的文章，供读者参考。
知名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
胡治安，《炎黄春秋》2011年8期
“交叉党员”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党，而八个民主党派，叫做参政党、友党。而在民主党派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
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一些民主党派成立时，得到共产党的帮助，一些党员就参与其领导工作或成为其骨干。如民革中央的王昆仑、民盟的胡愈之、民进的周建人等，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在1949年后，纷纷要求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离开民主党派，做自己想做的事，但都被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拒绝。另外，许多民主人士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也有人为寻求保险，躲避风浪而要求入党。
民主人士加入中共的两次高峰
民主人士及著名科学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50年代后，有两次高峰：一次是1957年前后；一次是“文革”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第一次高峰的背景，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理论上认为阶级关系变化、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入党；二是反右斗争的教训，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不管地位多高，必须有政治保护色。“共产党员”就是最好的保护色。三是共产党要积极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尽量吸收大知识分子进入党内。1957年化学家侯德榜、唐敖庆就入党了。侯德榜既是著名化学家，又是民族资本家代表----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他的入党影响意义很大，还出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随后地质学家、地质部长李四光，物理学家钱学森、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也几乎同时入党。为配合“大跃进”的场面，把已有几十年党龄的秘密党员郭沫若、翦伯赞也公开党籍，各报热热闹闹地宣传这两位大知识分子“入党”了。共产党内有了一批大知识分子。这岂不是以事实批驳罗隆基说的“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理论吗？
周恩来劝阻党外部长入党
1960年11月5日，周恩来约请党外部长座谈。当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讲到有李四光、李德全、侯德榜、陈其瑗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七八位写了申请书时，周恩来说，“都入党了还行？！那我们今天就变成开党代会议了。”后来他提出，都入党了，还有什么多党合作？要劝说老一代民主人士留在党外，说是“都入党了，没有意思”。他对史良说，党内有邓大姐、蔡大姐（指蔡畅），再多你一个史大姐，作用也一样；而党外有你一个史大姐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周恩来极力劝史良做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并在接见苏联代表团时向苏联同志隆重介绍：这是我们的非党布尔什维克！1958年，茅以升、严济慈都想入党，被周恩来劝止。
“文革”之后，又出现了民主人士入党高峰。1983 年前以党外人士身份出任县、市政府领导的人，到1985、1986年大约有70％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高峰的背景是，文革中的“臭老九”，要平反恢复名誉，有关部门提出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老一代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坚持以共产党的事业为理想，还有不少人从切身经历中看到共产党的错误，不愿当局外人，决心参加共产党，改造共产党。当时，高层民主人士及著名知识分子“入党做官”的情况基本不存在。
“交叉党员”一度在民主党派中占有相当比重，在政协、人大的议席中都统计在民主党派内。八届政协时2012名全国政协委员中有“交叉党员”220名，这在实际上就改变了文件规定的党内外比例，引起民主党派某些领导人的不满。更麻烦的是，双重身份，两种作用。以“执政党”党员的身份，对待民主党派，颐指气使，个人专权；又以民主党派“党魁”的身份，对付共产党，追求“在野党”领袖的名利地位。有位“党魁”就曾发动自己党员写信，推荐他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当然是极个别人。有些长期从事民主党派工作，已成为民主党派的真正代表，被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认同的人，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他们既忠诚于共产党的信仰，又热心民主党派工作。但不管怎样，这种双重身份者的活动，既不利于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又有损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形象，甚至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流于形式。
胡耀邦采取两个办法
胡耀邦主持党务时，曾采取两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公开当时民主党派中的中共党员名单，并宣布以后不再在民主党派中发展秘密党员；二是限制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个措施得到民主党派的普遍拥护，认为是推进中国政治民主的一著好棋，但在棋局上，并不顺当。
2005年10月，荣毅仁逝世的当晚，中央统战部一位局长打电话问我：荣毅仁是不是党员？我说不很清楚，但从种种迹象看，他应该是。又问：是否给予公开？我认为不宜公开。第一、中共中央已宣布不再发展秘密党员，为什么说话不算数？第二、1993年他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时，对外说他是党外人士，岂不是“欺世盗名”吗？他说，公开他的身份，不表明共产党的伟大吗？我说共产党将大资本家也改造成了党员，那应在吸收他为党员时宣传，现在宣传，必然得出“欺世盗名”的结论；第三、影响对现任党外高官的形象，人们会猜想，他们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所以，从政治上考虑，荣毅仁的党籍不公开为好。第二天，报上登出“共产主义战士”荣毅仁，在生平中讲明，他198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我至今认为公开荣毅仁党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一著臭棋。
民主党派人士要求加入中共难以阻挡
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为了完善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这一根本制度，中共中央决定，劝说一些民主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组织的各级领导人，不要参加共产党。为了贯彻中央决定，我曾连续参与起草了两个《意见》，以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文件下发，但还是挡不住一些老民主人士的执著追求。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彭迪先还曾为入党的事找过杨尚昆，向他的这位老乡哭诉说，留在党外，我能理解，但家里人不理解，认为我历史上有问题，不然怎么入不了党？并说你不入党，再来运动，有你好果子吃！杨尚昆也来电话，让彭迪先入党吧。没有办法，就入吧。
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1981年4月在弥留之际再次申请入党。为准备陈的后事，也为他的入党，我特意拜访了梁漱溟。那天梁老心情很好，开口就说，找我了解陈此生，你算找对人了。陈此生是民革中央副主席，他原与民革没有历史渊源，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他是我的朋友、大学教授，也是我们民主政团同盟的中央委员。他因我的关系与李济深认识，而参与民革的组建。解放后，他在广西当文教厅长、副省长，李济深当民革中央主席，没有自己的人（即没有桂系的人），我向他推荐陈此生，这样他到北京，成了民革中央负责人，先当副秘书长。此人为人正派、公道，不计私利，古道热肠，同共产党真诚无二，是难得的好人。陈此生在这年 1月抱病写了入党申请书。遵照领导指示，我于4月23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出《关于陈此生同志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示报告》，获准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到医院通知陈此生，奇迹出现了，年已80岁又多年卧病、已下病危通知的陈此生，兴奋起来，居然多活了半年。
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裴昌会，他是当年攻占延安的军长。1947年3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本日10时半国军克复延安城，十一年来共匪祸国殃民之根深蒂固老巢铲除于一旦，为国为党雪耻复仇之愿已偿其半也。”然而这位为蒋先生雪耻复仇、攻占延安的裴昌会将军，也于198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汤元炳，也在1997年逝世前加入了中共。汤元炳在1927年前，曾经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1949年后，曾任浙江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当他生命之火临将熄灭时申请入党，浙江省委电话请示，部里领导要我办理。第二日晚上，部里领导来电话，说汤元炳参加过军统，入党的事谨慎些。我问谁说的？他说民建中央的人反映。我告诉他：汤元炳抗日时期参加“东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这个所是军统开办的，专为收集日本经济情报，汤早年留学日本从事经济研究，他本人并没有参加军统组织，这些历史，他在50年代已做了清楚的说明，不应该认为有问题，批准入党可以不变，领导听从了。
1990年3月，28日，平杰三带我到北京医院看望陆定一，在谈话中，听平杰三与陆定一的对话，都认为把民主人士都搞到党内来，就没有统战工作了，没有意义了，并说现在孙起孟（民建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30年代的中共党员）、周培源（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党员，都以“党外人士”面目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外面看成笑话。
1988年6月9日，收到邓颖超办公室电话指示，要解决董竹君的党籍问题，说董竹君大姐自1930年开始与我党发生联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在另一条战线上忠心实意，支持党员干部、党的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营救了不少同志，解放前夕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一批上海青年，是很难得的党外朋友，非党的革命者，老了应该给她解决党籍问题。
我随即到王府井金鱼胡同拜访董。在那次拜访中，她本人没有谈到入党的问题，听起来她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进步事业，为朋友做些好事，很愉快，心安理得，并无刻意追求入党。谈得更多的是她与上海锦江饭店的纠纷，因为我参与了处理工作。我说到邓大姐很关心您，也未引起老人接过话题，提出入党。后来，我拜读了老人为一位友人写的挽联，领悟了真意：“唯大学问功高心愈下，是真淡泊身没志益明”。董先生是“大学问”、“真淡泊”之士。
在这期间，先后加入中共的著名民主人士有许德珩（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罗庚（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严济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庄希泉、陶峙岳、茅以升，及原宋子文的秘书、全国政协常委郭增恺，等等。有的民主人士生前留下遗言，要求在身后追认为共产党员，如民革中央副主席甘祠森，1981年逝世后，追认为中共党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王昆仑的妹夫吴茂荪，也是在临终时追认的。这类追认多了，在党内外都造成不良影响。一次与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的负责同志商定，在控制民主党派负责人入党的同时，对一般情况下，正常逝世的党外人士，不要追认为中共党员。
朱学范被留在党外，家属很有意见
1996年1月7日，91岁的朱学范病逝，家属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第一次是1月12日，我们到朱家征求《生平》稿意见时，由朱培康提出。我想保留朱学范彻底的党外人士的形象和身份，对民革、对中共都有好处，对其家属毫无不利影响。第二天，我陪著统战部秘书长到朱学范家，再次听取家属意见，朱学范的五个儿子，有四位到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高级干部，唯有外孙是“党外人士”，女儿也来了。我们说明来意，关于追认朱老为中共党员的问题，我们共同研究朱老以什么身份留在当今社会和未来历史上更合适？对党、对民革、对本人更有利？朱培根（长子）首先发言，希望实现朱老遗愿，追认为中共党员；二儿媳言词激烈：朱老投奔解放区，投奔共产党，到头来党都入不了？在台湾、国外的朋友将会笑话他！共产党不能将他拒之门外，他入党，是为共产党争光。外孙更是边哭边说：我不是党员，但我觉得公公应追认为党员，他与史良那些人不同，他是工人出身，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什么不让一个工人出身、跟共产党奋斗一辈子的人入党？将他拒之门外！他们都说得有理，作为亲属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说，这里不存在拒之门外的问题，应该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看问题。朱老一辈子是党外民主人士，为什么身后再由共产党收编过来，外界人看问题，同我们看问题有差别，始终保留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对他、对共产党、对民革都有好处。最后家属们表示，服从中央决定。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不追认朱学范为中共党员，同意为其遗体覆盖国旗。并由此之后，形成一个规定，凡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以上两个职务退下的党外同志，逝世后遗体均可覆盖国旗。
现在想来，这样处理朱学范要求入党的问题，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伤害感情的一面。如果宣布他为中共党员，1月19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就不可能有蒋纬国送的花圈，对外观感上应予肯定。但对家属的感情，必有所伤害。因为朱学范到底是个历史复杂的人物，他由一个邮务员上升到上海总工会主席、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曾七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他要站立、要活动，必须同各路“神仙”交往。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等，他不能迈过；国民党的工会头目陆京士也是盟友。“文革”中，抓住历史上的小辫子，诬为“反革命”，在秦城监狱折磨七年，出来之后，他也没有提出“平反昭雪”。这些都是他亲人和家属心中的阴影，如果加入了共产党，就是把过去的一切，打包丢入历史的垃圾堆了。没有入党，思想上总有种不信任感。
我作为事务的处理者，绝无历史成见，对朱极其尊重。我认识他是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前，中央统战部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我在礼堂大堂迎候来宾，见来了一位身材不很高，但壮实健步的老人，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推门进来，我的老处长李世桐大姐轻轻告诉我：“这是朱学范。”70多岁的朱，几步上前与我们热情握手，还拉著我的手说：“没见过，新来的？”“来不久，请关照。”他对统战部很多人叫不出名，但面孔是熟的。会后处长对我说：“看到没有？今天朱学范特别高兴，对每个人都亲热问候、握手。”我说了句很不礼貌的话：“老江湖呗！”处长说，不，他升了，要当副委员长了。啊，原来是高兴。
朱学范是工人出身的民主战士，在旧社会中刚柔交错，智勇奋斗，探寻真理，追求光明，是中国杰出的工会活动家，为中国工会走向世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解放后，与共产党忠诚合作，是第一任邮电部部长。“文革”中遭受七年牢狱之灾，居然不发一句怨言；在参政议政中还能发表不同意见。1992年朱学范主动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让位给年轻的李沛瑶。
他外孙说得有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他这样一辈子搞工会运动，跟著共产党几十年，甘苦共尝，最终戴上共产党员的帽子，遗体覆盖党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恢复党籍还是重新入党？因人而异
一些早年参加而后脱离了共产党的人，解放后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的地位，想“归队”，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因为脱党时间太长，按照党章规定，恢复是很困难的。唯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沈雁冰。沈在逝世前曾申请重新入党，中央统战部批准其入党申请。而他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统战部索要沈的档案，我亲自将档案送到组织部。第二天早晨听到广播，中共中央批准恢复沈雁冰1921年的中共党籍，这是胡耀邦办的。了解沈雁冰历史的李一氓，对此很有意见，他说，可以接受茅盾重新入党，但绝不该恢复他的党籍。
另外一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文革”后，当许多人要求入党时，他提出恢复其1925年的中共党籍。但中央统战部坚持脱离关系时间太久，请他重新提出申请报中央。他则坚持要恢复，不肯重新申请。记得一次在鸿宾楼的饭桌上，当著不少人的面，他再次讲，我的组织问题，希望解决！当场回答，您重新入党，组织上是欢迎的。直到侯镜如逝世，也没有恢复中共党籍。
其实侯镜如的情况是很特殊的。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东征时由周恩来和郭俊介绍加入共产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因党员身份未暴露，奉组织决定，潜伏在第一军，北伐到福州时，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2月接党组织命令，向东路军指挥何应钦请长假，去上海，在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负伤后，到武汉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随后派任贺龙二十军教导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中再负重伤。1927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在去中共河南省军委工作时被捕，以嫌疑犯监禁14个月。1929年9月去香港中共中央华南局工作。1931年奉派到上海时，因顾顺章叛变，找不到组织，曾用组织规定的侯治国的名字登报联络称“胞兄，我找不到你，如果你再不来，我没有办法，自去找工作了，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登报也没有联系上。因生活所迫，离开上海，回河南老家，经小同乡孙殿英的推荐，进入国民党军界，由师政训处长逐步提升，直到 92军军长。
1948年任第七兵团司令的侯镜如，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曾想用他监视北平傅作义的行动。天津解放后，又令其“立即南撤”。在此同时，侯的外甥、共产党员李介人送来安子文的信，安与侯曾是狱友，彼此熟知身份。信中大意是：“周、贺二公关怀你，欢迎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过去是可以原谅的。”周是周恩来，贺是贺龙，都是侯在共产党内的老上级，他得知党组织对其宽大，又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形势下，从而下定决心，一方面与李介人保持联系，通畅中共的关系，一方面调动人事，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待机起义。但阴差阳错，频繁调动失去率部起义机会，他指示部下的一个师起义。
在他任津沽防守司令时，聂荣臻曾派李介人到塘沽与之联系，侯将平津蒋军布防地图交李看，并说明华北蒋军布防形势、兵力部署和对攻打平津的建议，要李向聂、罗报告。
1949年5月到香港，从事策反蒋军部队起义的活动，曾经过孙连仲的关系，成功策动四川鲁崇义30军的起义，曾派17兵团军法处长孙吉甫去海南，策动 32军军长赵琳、师长李鸿慈起义未成，赵、李均被台湾方面扣押。同时联络一些在台湾的高级军官，包括陆军副司令、台湾防总副司令等，准备待解放军对台行动时，相机在台湾澎湖起义。40年代后期的侯镜如身在蒋营，心在共产党。十多年前的话，“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重新涌上心头。1952年经周恩来批准回到北京后，长期要求“归队”而未得允。
侯镜如脱离中共的情节清楚，与安子文联络后“归队”，表现也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所认可，但为什么给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却不允许归队，但同意他重新入党呢？此中自有机密。 1933年侯任国民军30师少将参谋长兼政训处长时，该师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少校秘书李子纯被捕杀害。李妻（中共党员）1954年、1956年两次揭发认为李的被害是侯告密的结果，在该师工作过的一些人，也提供材料，认为李的被杀可能与侯有关。所有揭发都只是怀疑，缺乏直接证据。因而既不能肯定，也不可轻易否定，但又无法进一步调查，只得挂了起来，作为历史疑案，不再处理。鉴于早期的革命经历及解放前夕与中共的联系，可以接受他重新入党。他自己不可能不知道李子纯的事，为洗刷清白，则坚持要恢复1925年的党籍。这可能就是侯镜如入党问题的要害。
张权要求“留在党外”
张权曾积极要求入党，后来自觉放弃组织上的入党要求。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著名歌唱家张权1951年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毕业，获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唱家证书。1952年怀著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从美国回到北京。不久，就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她参加了几次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活动以后，这位单纯得可爱的艺术家就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了，为此感到光荣、兴奋。后来，别人告诉她，入党是很严格的，要经过审查，要办理手续。此后，她为争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不断努力。
作为艺术家，张权很有成就，是解放后第一个“茶花女”。但她政治上极其幼稚，后来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
1961年，张权被下放到黑龙江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当音乐教员、独唱演员。1962年春节，她回北京过年，在一次舞会上，有位男士请她跳舞。张权感到此人有点面熟，似曾相识，但不知姓甚名谁，便很礼貌地问：“您贵姓？”男士彬彬有礼地回答：“姓李，叫李先念。”张闻后很不好意思，满脸通红。也就是在这次舞会上，她见到她特别崇敬与信赖的周恩来，她问：“总理，我现在是‘右派’，以后我这个‘右派’能不能变成‘左派’？”周恩来说：“可以嘛，矛盾是能够转换的。”张权听后很兴奋。回到哈尔滨后，她对人说，我这个“右派”会转变成“左派”。在那个谈右色变，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头上顶著“右派”帽子的人，竟敢说自己要成为“左派”，岂不是要为“右派”翻案！她“理所当然”地招来一通批判。但她也不辩驳，只是把周恩来的话埋在心里，默默地为转化为“左派”而努力。
1978年，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来，当了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北京市音乐舞蹈学会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右派”改正后，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入党，她郑重向党组织提交了申请。但她的热情却遭受冷落，没有被发展为党员。1979年，她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委。
1984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把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当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内容，全党上下、各地各方面一度抓得很紧，媒体宣传也紧锣密鼓，声势不可谓不大。这时，张权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向她透露，打算吸收她入党。那段时间，张权常接待来访的外宾。在一些外事活动中，常遇到这样的事，对方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答不是，于是外宾谈话很坦率，没什么遮拦，她的话外宾也能听得进去，双方交流很顺利。她由此体会到，在党外，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有利的工作。
在党组织找她谈过入党问题后，1984年3月，张权邀请民进中央秘书长、中共党员葛志成谈心。她谈了对党的认识和申请入党的过程。她恳挚地说：“我对党是有感情的，但从工作考虑，不入党更有利。雷（洁琼）大姐、谢（冰心）大姐都不是党员，不都是党外的同志吗？”希望能转告党组织，体谅她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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