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三面红旗”“文革”这类灾难，归咎于被英王亨利八世砍了头的托马斯·莫尔。但重读《乌托邦》，我们不可能不唤起自己的记忆，不可能不证以带血带泪的亲身体验，不可能不悟出：对一切用暴力强迫推行某种制度（哪怕是看起来再合理、再公平的理想制度）的方案，要保持警惕
《乌托邦》中译本不少。
英国十六世纪大法官托马斯·莫尔（1478～1535），在他38岁那年以拉丁文出版的《乌托邦》（Utopia），说起来距离当代人真是算很久远、很久远了。
这本书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文将Utopia翻译成“乌托邦”，真是神来之笔！“乌托邦”，由希腊文“没有”和“地方”两层意思组成，作者直截了当地表明：这是世界上不存在的虚构处所。
40岁以上的中国人翻开这本书，难道不觉得它所描绘的一切都似曾相识？
----生产资料一律公有，“任何地方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
----所有的产品都在“大仓库”“按类存放”，建筑格局尽量相似，居民住房都是公家配给，“事实上，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社会以农为本，居民定期下乡务农；
----所有人“集中在厅馆中用膳”，“平均分配”（但不知为什么，对总督、主教、人民代表、外国使节和外侨给以“特殊照顾”----这一点使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起义首领所制定的“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平等”的信条）；
----“午餐及晚餐开始前，有人先读一段书，劝人为善”；
----“服装，全岛几百年来同一式样，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
----所有人都遵守同一时间表，六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个人掌握的空隙时间，“按各人爱好搞些业余活动”，“一般是用于学术探讨”，“他们照例每天在黎明前举行公共演讲”；
----晚餐后有一小时文娱，通行两种游戏：一种是“斗数”，另一个“是罪恶摆好架势向道德进攻”，最后道德当然必须胜利……
是的，上述这一切似曾相识----除了各家缺什么由户主进“大仓库”去取回家无偿使用；除了人们业余活动并非“学术探讨”而是教义灌输----因为我们就曾经生活在一个类似的“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生于伦敦的富裕之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3岁时，父亲将他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的家中作少年侍卫。莫顿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学识渊博、机智过人、谈吐优雅，担任过英国大法官，这位主教对聪明好学的莫尔十分赏识，常对朋友夸奖说：“我的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名人。”他的评价非常准确。成年后的莫尔，博学多识，为官清正，成为英国议院下院议长，成为大法官。他后来因为忠于信仰和职守，遭遇陷害而被国王处死，终年57岁。他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但是，时过五个世纪而能让托马斯·莫尔名垂青史的，不是因为他担任过什么显赫职务，而是因为他写了这本《乌托邦》。
1518年《乌托邦》（Utopia）的出版公告
《乌托邦》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渊薮。私有制使“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落到最坏的人手中，而其余的人都穷困不堪”。因此“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莫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
“乌托邦”，莫尔带着无限热情与憧憬描绘的那个赤道以南大洋中子虚乌有的国度，他怎么想得到，活生生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
当然了，莫尔的“乌托邦”与其它任何西方东西一样，决不能全盘照办到中国这片土地。他津津乐道的奴隶制度和宗教自由，不用说，不符合中国国情；用金银去做粪桶溺器或者奴隶囚犯的链铐，肯定也不合时宜；“每30户每年选官员一人”，每十名官员“每年一选”更高官员，全体两百官员“秘密投票选出一名总督”之类，就更属空想，有害无益了……
经历过近500 年沧海桑田的变迁，尤其是经历过20世纪血流漂杵的惨痛岁月，今天再来重读这本小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它对于现实的尖锐抨击依然令我们心折，他对于人类未来的严肃探寻依然令我们崇敬，但是，唉，他对理想国热情洋溢的讴歌却让我们望而却步----我们经历过。我们失败了。我们的乌托邦试验，到了70年代后期不得不终止；还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地球上其它所有民族的乌托邦试验，无一例外，都是以战歌始，以悲歌终。
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国“三面红旗”“文革”这样的灾难，应该由这个被英王亨利八世砍了头的莫尔来承担罪责；也不能简单地说，从苏联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与大肃反，到红色高棉使整个民族至少七分之一人口被迫害致死，从古巴对旧社会残余发起一个接一个“革命攻势”，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塑造“时代新人”……都是这个英国先知从一开始就开错了药方。但是重读《乌托邦》，我们不可能不唤起我们自己的记忆，不可能不证之以我们带血带泪的亲身体验，不可能不悟出：对于一切强迫推行某种理想制度（哪怕是看起来再合理再公平的制度）的方案主张，应该保持警惕。
中国俗话说：“好了疮疤忘了疼。”更不用说，有些人根本没有经历过浩劫，没有切肤之痛。会不会有人仍然醉心于莫尔所描绘的乌托邦，坚持重新再试验建构一次呢？或许会有。但我看，除了再经受一次更大的浩劫，也不大可能有别的结局。大道理轮不到我来唠叨，就说一点吧：《桃花源记》、《乌托邦》、毛泽东“五七指示”，乃至《太阳城》《伊加利亚旅行记》《大同书》……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他们不约而同，笔下理想国都有赖于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封闭隔绝----要么大洋浩瀚，要么关山险峻，要么通路隐晦，寻访之路还肯定无法重复，可一而不可再。
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居民对于隔绝多少算是自愿，因为他们是“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听到武陵人所说当时的世道又天下大乱，于是“皆叹惋”，千叮咛万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宁愿自我隔绝；那么，莫尔笔下这个乌托邦的与世隔绝，就是靠暴力机构来维护的了：“一批出行者组成出发，持有总督的文件，证明他们获得准许外出，上面规定了回来的日期。”“任何人擅自越过本城辖区，被捕经查明未持有总督的文件后，遭遇是很不光彩的：他作为逃亡者被押回，严重处罚。任何人轻率地重犯这个罪行被贬作奴隶。”
乌托邦统治者对于交流远行坚决防范，并不是杞人忧天。确实，乌托邦，就得是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只有封闭，才有他们所希望的稳定。那么，在世界日益成为 “地球村”、不论天之涯海之角飞机都可朝发夕至的空间下，在无线电波、人造卫星尤其是互联网交错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的条件下，在彼此经济、资源、环境互为依存逐渐融为一体的趋势下，重新回到闭关锁国怎么作得到？
于是乌托邦毕竟还只是乌托邦。
（《侨报》副刊，2003年8月16日修改。发表时限于篇幅做了些删节，这里是原文）
老高补记：这是1999年初稿、2003年改定的一篇短文。当时，没有预料到“文革”思潮在许多没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一代中重新蔓延，没有预料到“文革”的若干理论和做法，改头换面地在南街村、大邱庄、在重庆等地延续或者复活，而考察他们的思想渊源，或多或少地都可以看到《乌托邦》的影子。这就说明，“乌托邦”思想的生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它植根于人类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植根于一代又一代人追求平等、公正、合理的社会的强烈信念，自然，也植根于永远也少不了的野心家的机心----他们感知了前述两点，于是推波助澜、以售其奸，利用民众改革社会的愿望，达到自己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乌托邦》出版之日，世界上没有人进行过有一定规模的乌托邦试验。但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许多民族进行过规模或大或小的公有制社区的试验，暴露出许多问题，于是反乌托邦小说纷纷出笼。最著名的，是三部，即《1984》、《我们》、《美丽新世界》（此前我也在我的博客上介绍过），三部书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凡是以强力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任何美好社会，最终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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