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台湾连代理民进党主席的高雄市长陈菊也以“中国大陆”称呼对岸，以此显示其对两岸关系的态度，显然这对传统民进党把对岸称为“中国”是一大进步。对此，台湾学者表示，就两岸思维的问题上，陈菊要比蔡英文进步。
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大学教授4月4日在今日新闻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该文指出，在两岸关系上，高雄市的许多行政首长希望在没有意识型态之下，能够积极跟大陆交往，并从中招商引资，把高雄市建设成一个“全球城市”。果不其然，不只高雄市的行政首长是这样想，连代理民进党主席的高雄市长陈菊也以“中国大陆”称呼对岸，这对传统民进党把对岸称为“中国”，其实是一大进步。
另外，陈菊也在接受国民党籍市议员质询问到，如果大陆以300亿美金把高雄市的房地产全部买光，这是不是叫“统战”，陈菊的回答说，这不是统战，它只是一种“商业行为”。显然，高雄市行政部门上下为了高雄市的繁荣，已经把意识型态摆两旁，两岸的商业行为把中间，这未尝不是高雄市行政首长一种进步的思想。
那么高雄市如果要建设成一个“全球城市”，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要件呢？S.Sassen认为“全球城市”的产生关键在于“高阶生产者服务业”在当代全球性城市中的大幅成长。这对于后进国家急于进入全球市场，全球城市的出现，更具有重要意义。就以大陆的上海为例，大陆发展上海成“全球城市”，可以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大陆也将融入全球脉络视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上海即成为大陆融入全球首要建构的“全球城市”。
在1990年代发展的第一阶段，上海从开发浦东开始，把原有的第二级产业，积极向“高阶生产者服务业”转向，2000年以后，浦东的建设大致完成，许多高楼大厦已经足以容纳跨国企业总部、金融、全球服务、信息流动也成为这个城市的重心，再加上2010年上海所举办的世博会，更把上海的发展推向另一个高峰。
高雄市的发展虽然比上海早，而且高雄港更比上海的黄浦口更为优良，只是在过去国民党重北轻南的发展策略下，高雄市所承载的是以第二级的重工业为主，包括钢铁、石化、造船等产业，几乎都把它放在大高雄地区，使得高雄市想要变成一个“全球城市”困难重重。
所有的服务业、企业总部，加上近几年发展的信息产业，也都往台北市的南港、内湖地区开发，而金融、企业总部不是放在信义区，就是转移到内湖科学园区，使得台北市的房价扶摇直上，而高雄市的房价却像扶不起的阿斗，过去一句玩笑话“售租（素珠）到高雄”，正是指涉高雄市发展的落后情景。如今，在上海发展起来以后，高雄港的吞吐量被上海给抢光，也造成高雄港的萧条。
现在，在两岸经贸大交流的时代，高雄市的行政首长能够放下意识型态的坚持，努力把高雄市推向全球城市发展，在加上高雄县市合并以后，原有高雄市的腹地要比台北市大许多，这是高雄市可以发展全球城市的机遇，未来如果高雄市能够广泛的欢迎大陆企业来台投资，并欢迎他们在高雄市设立企业总部，这对高雄市的发展无非是如虎添翼。
所以，陈菊能够放下意识型态，她不像蔡英文在败选检讨文宣中所说的，既要强化跟“中国”互动，也要有一个“制度架构”，以避免被大陆给“统战”。蔡英文的想法并没有跳脱“冷战思维”，如果大陆真的要对台湾“统战”，国民党早就被大陆给“统战”光了，民进党连执政权都拿不回来，大陆又何须对没有执政权的民进党“统战”呢？显然蔡英文的思想并没有陈菊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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