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当选香港特首后提出与泛民主派内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会面，是新特首推动社会“大和解”的应有之义，而何俊仁却提出要与激进反对派捆绑一起与梁振英见面，这不仅是表错情，更重要的是未能把握社会“大和解”中理性沟通的真意。
《文汇报》4月5日发表评论称，梁振英当选之后，提出与曾经是特首候选人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会面，向他请益。这不仅是一种谦虚善意的态度，而且是新特首推动社会“大和解”的应有之义。何俊仁却提出要与激进反对派捆绑一起与梁振英见面。这不仅仅是表错情，更重要的是未能把握社会“大和解”中理性沟通的真意。激进反对派的基本定位是“逢政府必反”。若民主党与激进反对派捆绑与梁振英会面，肯定会被他们骑劫成一个“逢梁必反”的会议，民主党不过是激进派陪衬角色而已。对于何俊仁及其民主党来说，社会“大和解”既是挑战，更是回归理性沟通路线的一个重要契机。民主党理应在“大和解”中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为香港的经济民生做点实事，而不应甘于沦为激进反对派做政治骚的附庸。
民主党与激进反对派早已坐不到一起
梁振英胜选之后，提出分别约晤另外两位候选人唐英年和何俊仁。何俊仁打蛇随棍上，表示会面不应只是礼节性。他期望组织“泛民”人士于4月中与梁振英开严肃的工作会议。然而，一直企图“食濛民主党”的公民党对此却嗤之以鼻。公民党前党魁余若薇毫不客气地说，任何关于反对派合作的建议，应先在饭盒会“倾通倾透”，教训何俊仁不应“隔空呼吁”，意即何俊仁无权组织“泛民”人士与梁振英会见。公民党、工党等激进反对派议员甚至当何俊仁“蒒到”，反客为主地“限定”梁振英在立法会大楼内与他们谈2017年双普选和《基本法》23条立法两项课题。人们由此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何俊仁能够组织激进反对派坐在一起与梁振英沟通交流吗？何俊仁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向激进反对派表错情，还是对激进反对派缺乏应有的了解，抑或是对社会“大和解”中理性沟通的真意不甚了了？
捆绑会见民主党只会沦为激进派陪衬
香港政治光谱中的民进党式政团，包括社民连、“人民力量”，公民党虽然曾经用温和形象示人，但也是香港政治光谱中的激进反对派。当年公民党与社民连联手策动违法违宪的“五区公投”，不仅暴露了他们全面对抗宪制的本质，而且表明他们政治上的激进与“人民力量”、社民连等并无本质的分别。工党李卓人一直是反对派中的“鹰派”，例如李卓人声称，“泛民”应与梁维持抗争关系。何俊仁强调民主党不是“逢梁必反”，但若民主党与激进反对派捆绑与梁振英会面，肯定会被他们骑劫成一个“逢梁必反”的会议，民主党不过是当了激进反对派“逢梁必反”的陪衬角色。当年民主党在“五区公投”和政改中拒绝被公民党、社民连捆绑，就是不愿意沦为激进反对派的附庸，甚至被他们“食濛民主党”。
现在何俊仁却主动提出与激进反对派捆绑会见梁振英，看来确实有些不智。
梁振英岂有工夫陪激进反对派做政治骚
事实上，梁振英已强调他的施政重点，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解决深层次矛盾。梁振英在当选后即与不同界别团体会面，除了促进与包括反对派温和力量在内的社会“大和解”外，也是非常务实地为就任后的施政作准备。梁振英显然是希望通过与包括民主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别、各团体、各阶层、各政党代表会面，倾听诉求，讨论政策，以全面构思首份施政报告，令各项政策更具针对性及可行性，更能回应各方诉求。如果何俊仁与激进反对派捆绑会见梁振英，极可能变成一场置迫切的经济民生问题于不顾，而空谈所谓民主人权问题的政治骚，这不符合市民的利益和期望。梁振英现在每时每刻都很宝贵，又要忙于组班子，又要忙于落区体察民情，还要马不停蹄与不同界别团体会面，岂有工夫陪激进反对派议员做政治骚？何俊仁及其民主党如果想在社会“大和解”中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为香港的经济民生做点实事，就不应该甘于沦为激进反对派做政治骚的附庸。
社会“大和解”对民主党是挑战更是契机
民主党不应该也不能够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反对派内部确实存在着“沟通”与“对抗”的两种不同路线。在政改一役，民主党勇于沟通与妥协，为政改突破原地踏步的“怪圈”创造条件，不仅防止了激进势力大举入侵自己的基本盘，而且在政治光谱上摆出更广阵势，显示出更大的发展空间。香港政治光谱最激进和最反中乱港的一翼，已经被公民党、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占据。民主党既然不是“逢梁必反”，就不应与激进反对派捆绑在一起。民主党的出路只能是继续朝反对派的温和力量方向转型。对于何俊仁及其民主党来说，社会“大和解”当然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但更是回归理性沟通路线的一个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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