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他低估了有那么多人对文革的厌恶记忆和对民主宪政的理解和向往，以及现代舆论平台提供的民众参与度和透明度，以为只要把民主宪政说成是西方的专利，不适合咱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毛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他自然就会成为该模式的领袖人物，到北京高调“登堂入室”。
有关重庆事件的不同解读既反映了看问题的不同视角，更反映了10年来改革停滞、尤其是政改的严重滞后导致的“病急乱投医”的民众急迫的心情。如此广泛的讨论有利于各位看清中国的政局走向，厘清改革的思路，值得参与。
在中国的国情下，路线斗争历来通过政治斗争得到推进，重大政治斗争也历来反映着路线斗争。往前的不说，单是毛主政时期的各次政治斗争无不如此。从高岗事件到彭德怀事件到刘少奇事件，及其间的57年反右和58年的大跃进，既是毛力图维护其绝对领袖地位的政治斗争，也是决定中国前途和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路线(或模式)之争。同样的，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改革开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也充满了政治斗争的硝烟。比较来看，毛总是把维护其不容挑战的政治地位的斗争披上路线斗争的外衣，利用当时有强大号召力的共产主义(所谓的把无产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口号)骗得亿万百姓(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为此而勒紧饥肠辘辘的裤带，毫不犹豫地举起鞭子(或刀枪)无情地把同样为了路线之争的同胞们抽打(或砍杀)，“只要主义真”，底线是维护毛泽东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那怕为此中国国将不国，这就是为什么文革伊始“巴黎公社”的模式不为毛采用，毛班底主持的“革命委员会”则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因为“巴黎公社”模式很可能颠覆毛的地位，而“革命委员会”体现的是毛的绝对统治。
相反地，邓小平则制止了被惨痛的实践证明为祸国殃民的“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去“领袖化”，把是否能推进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百姓生活的改善作为唯一的政治标准贯彻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国策之中。两相比较，毛模式与邓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后果之优劣有目共睹。没有邓模式(或邓路线)的实施，哪有今日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人的本性常常忘记任何事物总有正反两面，任何政治举措也总会带来正面的和负面的后果，关键是要分清我们要的是什么。毛模式带给我们的是均贫和无穷无尽的“与人斗”的生活主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争宠闹剧，邓模式带给我们的是不均富和“各自挣钱奔日子”的生活主调，人人可以站起来。前者足以让以“共产主义”或“大同”社会的幻境画饼充饥的人士和不图自强的懒汉们“感到”满足，但不能使广大百姓满足(正常人没人愿意被饿死)，更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后者可以让大多数人(从逻辑上讲，让所有人)凭能力吃饭，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做人的尊严，由此让中国富强起来，但不能使那些“我不富，所以你也不能富”的人们和不思进取的人们“感到”满足。
凭能力吃饭这一朴素的做人准则相信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既然是凭能力吃饭，那就要讲公平公正，就要解决权力腐败(公器私用)、黑社会盛行(拳头或枪杆子里面出大哥)的问题，就要扭转两者造成的腐败盛行、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民生不安的局面，也就是要走权力制衡、阳光政治的民主宪政之路，就是要摒弃假借均贫富的名义重塑个人权威指点江山的毛模式(即重庆模式)。
今天的腐败盛行、分配不公，司法不公、黑社会在部分地区猖獗的局面恰恰是毛模式时期权力专制造成的后遗症。我们不能只记得毛时代基本没有经济腐败(但是家里有人在菜市场或供销社工作的与其他百姓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而忘记千万人被饿死和亿万人饥肠辘辘的历史，或当时基本没有黑社会而没有意识到一个连国家主席都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随意捏杀的社会是最大的黑社会，是黑社会的极致版的血淋淋的事实。
惩治腐败和解决黑社会的问题，应当从制度着手，实施民主宪政，实现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看一下今日的台湾和香港，比较一下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不能接受为了解决一定程度的黑社会而制造出最大的黑社会、为了解决一定的贫富差距而走均贫的下下策了。
以“五不搞”为标志的十年改革停滞，造成问题成堆，民心焦虑，以至于病急乱投医，被所谓“中国回不到文革”的虚假宽心剂麻痹着，或根本就不在乎中国是否会回到文革，只要有所“作为”，这就被薄熙来和“乌有之乡”中一部分人为复辟毛模式、实现其政治目的所利用。
薄熙来不缺高参，而是他低估了有那么多人对文革的厌恶记忆和对民主宪政的理解和向往(这无疑要感谢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和毛时代的惨痛经历)，以及现代舆论平台提供的民众参与度和透明度，以为只要把民主宪政说成是西方的专利，不适合咱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毛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他自然就会成为该模式的领袖人物，到北京高调“登堂入室”。
眼下人人说改革，回到毛模式的复辟之举居然也被说成是改革的一个选项，可见“改革”一词已深入人心，人心思变之切。现在薄熙来倒掉了，以他为标志的复辟毛模式的企图暂时受挫了，本是值得人们庆幸的正确路线的胜利，却有人要淡化重庆模式所体现的决定中国和中国人民前途的路线之争(即，文革的毛模式与改革开放的邓模式之争)，煞费苦心地把它描绘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把它与陈良宇的倒掉相提并论，或把它描绘为地方诸侯与中央的政治博奕，或个人与个人之间谁“入常”的争斗，企图假借重庆模式下以小恩小惠营造起来的所谓“民意”为薄熙来鸣屈，而掩盖薄熙来所代表的重庆模式的核心内容，以待今后时机成熟再行复辟之举。凡真心要求实施民主宪政的善良人们，对此要警惕啊！我们不能出于对“黑箱作业”的憎恨和对改革的迫切心理，就认同这种淡化解读，放松对复辟毛模式的各种企图。惟有堵死复辟这条道，才会有民主宪政的可能。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是真改革还是袁世凯式的复辟，衡量标志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权力的制衡、法治的确立、人权的保障(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市场的开放和规则的透明、劳工阶层和先富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教育去政治化、信仰自由和舆论自由，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民主宪政必然会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时不我待！要不然，重庆模式般的复辟企图还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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