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7日深夜，从农林口、教育口和外地到北京请愿及串连来的红卫兵、学生、工友、教师、干部约3000多人，有组织地分别集结在中南海大西门，西北门，南门（新华门）三个大门外，他们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揪出来批倒、批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他们有的还散发传单材料；有的已突破警戒线，毫不顾忌地摆出了一副要向里面冲的架势。此时，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打电话通知我，赶紧去大西门，协助秘书局信访室做好接待和劝说工作，同时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后来因临时需要我又当了预备记录员。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就这样开始了。
两扇几吨重的大铁门来回晃动
到了现场，我就被眼前的险情惊呆了：两扇几吨重的大铁门虽已合拢，还有数十名干部、战士排起人墙顶着，但因外面人多势众，撞击力大，铁门还是在不断地来回晃动，并发出可怕的巨响。尤其让人揪心的是，在大门三米以上铁栏杆之间的狭窄空间内，骑满了从外面爬上来的红卫兵，他们不顾零度以下的严寒，纷纷脱掉棉外衣，一个接一个地向里面跳下来，因此更加剧了铁门的晃动幅度，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周总理赶到了，他老人家沉着冷静，首先劝说骑在门上的人不要急于往下跳，一定要慢慢下滑，并指示干部、战士在下边做好接应的准备。转身又问那些跳进来的人：“你们谁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有六七个人回答：“我们是。”“能指挥外面的人吗？”“能。”“好，现在你们告诉他们，立即停止向里面冲的错误举动，已经冲进来的人，必须立即撤出，这是最高纪律，没有任何申辩、讨论的余地。现在你们把外面的队伍，全部带到人民大会堂去，在那里我们再谈。”这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被周总理的突然出现和威严有力的讲话镇住了，加上周围众多严阵以待的部队，他们连声回答：“是，是。”就出去了。
此刻，在中南海的西北门，南门（新华门），同样围堵了很多人，口号震天，秩序很乱，劝阻者与不听劝阻者双方发生争执，还动起了手脚，吵得周边数以百计的住家居民无法安睡。现场的所谓“革命群众”指着警卫人员说：“我们革命派有权把他们揪出来，批倒、批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给我们的权力，谁也不准干涉，谁干涉就是执行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以来，红卫兵也好，“革命群众”也好，上访请愿者也好，曾四次冲进中南海。但多数属于孤立事件，个别行为，人数较少。而这次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次规模大、人数多、有组织领导、行动集中统一，并且攻击目标清楚。其手法与一个月前，几百人乘夜深人静之际冲击国防部一样，搞突然袭击，揪斗所谓“走资派”。
周恩来仍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同志”
过了半个多小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内，宽敞明亮的主席台上，坐着周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央文革的人。周总理一开始就热情宣布：“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因为你们刚才都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南门那些地方，我们不好谈话，不好接见，所以把你们约到这个地方来见面。我们支持你们这种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群众性革命斗争，我们也支持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里一个关键点是“这种群众性革命斗争”。几个字，一句话，就把现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定格在“群众性”的框架内。进而让大家明白：这种批判无论人数多少，规模大小，言词多么激烈，都是自发的、背靠背的群众言论，不属于组织处置范围，所以不能进中南海对别人进行批评或者斗争。
有了这个前提，周总理根据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结论和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智略高超地回答了有关批评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人的称谓问题。前者被点名的是：主持农林战线许多工作的谭震林同志；主持财经战线许多工作的李先念同志；主持党的常务和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同志；主持公安保卫、政法方面工作的谢富治同志；主持外交方面工作的陈毅同志；主持计划工作，又兼大小三线工作的余秋里同志等。周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围做实际工作的，都是非常繁忙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大事需要他们参与。这些同志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在某一方面，某一个时候说了一些错话，也可能做了一些错事，写了一些错误的文章，犯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些同志的错误是属于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段时间犯的错误。有的已经作过检查，有的正在准备进行检查，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时间来进行准备。应该说他们的错误不同于那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像已经讲过的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也不同于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应该有区别。所以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错了。”在这里，周总理除了讲路线问题外，还在每个人的姓名后面逐一强调了“同志”二字，其含义之深刻，令多少人深感宽慰和亲切。
然而面对压力，周总理也不得不重复林彪、江青的话“要把方向指向刘、邓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由于当时中央已基本认定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人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因此周总理特别强调指出，制定错误路线的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之间，是要严格区分开来的，不能混为一谈。前者责任大，后者责任小。
“如果你们不顾一切地冲击中南海，我们誓死保卫！”
周总理一方面竭力保护老同志，另一方面也在耐心地开导着“革命群众”，他说道：“同志们，你们要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们现在要到中南海揪他们，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劝大家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中南海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中心，那些地方（包括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应该给他们一点安静的时间，以便我们伟大的领袖能够操心国内外大事。你们一天从早到晚喇叭直对中南海，使我们伟大领袖和在他领导下做工作的人很难进行安静的工作。所以，我请求在座的同志们向北京市的同学们，广大的劳动人民说清楚这个问题，你们看好不好？”
周总理顿了顿，严肃地表示：“如果你们定要不顾一切地冲击中南海，我们就会挺身而出，誓死保卫，希望大家都遵守这条最高纪律！”
有人递交上来批判材料，周总理看了后态度诚恳地承诺道：“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我们要在党中央内部进行，公开材料你们可以在公开场合批判。但是揪的办法不适于采取。所以，针对你们要到中南海去揪这几位同志或者还揪我刚才说的不负这种责任的其他同志，我一定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不能同意这个办法。但是，我们愿意帮助你们转达材料，收集材料。你们如果有任何揭发的材料愿意交给党中央，只要交给接待室，信访室他们都要负责转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也转交到应该检讨的本人手上。这一点我负责给你们做到。”
为了进一步安慰情绪激动的“革命群众”，周总理继续说：“至于我们保卫中南海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急于保卫，可能有的时候他们态度生硬一点，急躁一点，如果对一些要冲进去的同学、同志、工友们有莽撞的地方，我替他们向你们道歉。另一方面，我也要求你们，对于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给予应有的尊重。”
江青的表态让陈伯达等人听了非常高兴
实际上，这次策划冲击中南海的总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以江青、陈伯达等为代表的当权人物。由于江青身份特殊又有野心，因此对于她的表态，当时私下里是有质疑的，只是不敢公开议论就是了。
江青开场就说：“我代表毛主席问你们好！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因此，我要告诉你们，他很健康。”我当时心里想：“那么多群众聚到一起，是来干什么的？只是关心毛主席的健康问题吗？当然不是！”与会者中的绝大多数，原先估计有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只要集结起大队人马，向党中央施压，就能达到面对面批斗刘、邓、陶和一批老同志的目的。
江青在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说：“同志们，斗争的锋芒应该比较准确地针对一小撮制定这条错误路线的人，以及死不回头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人。至于那些或多或少地执行过或者在日常工作中说错了话、犯了错误的同志，就不应该采取像对付执行错误路线的那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那样的态度，你们说对不对？”这话说得莫名其妙，不敢明说，被迫要说，也说不清楚，绕来绕去，还是想把周总理全力保护的老同志，揪出来批斗，打掉了老同志，他们好趁机上台。
江青还谈道：“可能也有个别分子是假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以及其他有关重要的党和政府部门是应该保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这个职责的，北京的红卫兵也说他们要保卫。因此，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激动就冲进去。这样，以后就不好办事了。你们说对不对？”我当时觉得这样说简直可笑，“保卫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是商量的问题吗？连普通百姓都能说明白的问题，江青却躲躲闪闪。关于接见多与少的问题，江青就对上访群众解释说：“你们会说‘为什么不接见我们？’不是不接见你们，我们最近差不多都工作到通宵，就是要看着全国的事情，不停地进行接见、座谈。有些事情我们排得很满，这要请同志们原谅。”
别人忙一些，有人信，江青忙，没人信。天大的事，有毛主席顶着，文的，有陈伯达、康生在；武的，有林彪和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更多的具体事务，还有周总理在。
说到底，江青这个人，根本不具备忙的条件。在关于学习问题，江青又讲：“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革命干劲是可钦佩的，我向你们学习。” “毛主席不是有一篇著作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学习的不够，我希望跟你们一块学习，你们赞成吗？”这话说得莫名其妙。
总之，那天晚上江青的表态讲话，组长陈伯达和其他几个成员听了非常高兴，不时地带头鼓掌。在他们看来，大造“革命声势”，攻击“老家伙”（老干部）的目的达到了，至于是对是错，是深是浅，则无关紧要。现在想起来，那天深夜周总理的神态和讲话，是那么地光明正大，有理有力，不可战胜；相比之下，江青的话又那样的以势压人，含含糊糊，自以为是。正如毛主席诗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里写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红卫兵运动为何突然之间沉寂？
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但是，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自然消失了，这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曾经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学生，因此他支持红卫兵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
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残杀地富反坏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被杀。这些详细情况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表示支持。此后，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很不情愿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毛泽东此时接见红卫兵已经很不情愿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
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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