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推崇儒家文化国度的一国之尊，想必对孔孟之道是深有研读的。不然，在辨析中国银行业问题症结的问题上，不会出现“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此类尴尬。
似乎在一夜之间，银行业的问题就一下子被摆上台面。官员、学者探讨的结论也如此惊人的一致：中国几家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获得利润太容易了！
懂得国内外银行业游戏规则的人，是不屑于争辩银行垄断、暴利与否的。这些争辩，显然只停留在世界观之争的范畴，诡辩容易大行其道：我言统计数据，你谈同质竞争；你说日进斗金，我讲规模效应……最终的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公始终说服不了婆，婆也永远说服不了公。
从这一层面来看，“是什么”的问题此刻显得并非那么重要，关键在于“怎么办”。因为，“垄断暴利说”虽有着不小的争议，但当前银行业存在诸多问题却毋庸置疑。既然已经展开了与时间的赛跑，那么在这分秒必争的阶段，或许更应该致力于如何解决问题而非重温旧话题。
众所周知，嫌贫爱富的本性导致整个金融业过于集中，虚拟经济因而出现了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与社会民生的空隙。另外，银行业始终走在偏离市场轨道的低水平盈利路径，安心赚取利率管制背景下的存贷差“租金”，却不思提升服务品质与产品多元性，建立更能够保证服务品质的产业体系，导致自身经营能力及竞争力都十分有限，并容易遭到社会的诟病……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恐怕才是治理中国银行业病症的根源所在。
所以改革势在必行，但又不得不说，改革当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治国与治病同理，倘若在开药方以及服药方法的问题上处理不当，往往容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犯下走极端的严重错误。
开好药方的关键在于明辨病痛的症结，“病了该吃药”的道理人尽皆知，但如何调配药材方显真学问。调配的不当，是容易被扣上庸医之名的！
可以想象，倘若依据“垄断暴利说”的病症开药，开放银行牌照必将成为“治病”药方的主要配材。然而不幸的是，盲目照此药方抓服，很容易犯下上述错误。因为既然认定了病痛症结在于垄断暴利，那么打碎垄断、放任民营资本涌入必将被强化突出。
事实上，这不过是在走美国的老路----这种情况在美国早有先例。但需要指出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倘若仍不假思索地认可、效仿美国的社区银行模式，可能显得落伍且不负责。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拥有绝对自由竞争银行体系的美国，却成为金融危机青睐的“风水宝地”。反观加拿大，其银行体系乃以大型金融机构为主的寡头垄断，但正是这种制度，使得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受到政府的保护和监管，从而使该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增强。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非全盘否定开放银行牌照，反而认为在当前背景之下，开放银行牌照、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的确是诊治银行业危机的重要药材，但必须配合更多“药材”煎熬，方可炼成“治病”的药剂。而更多“药材”当中，必不可少的便是存款保险制度、关联制度以及信用体系和配套的法律法规等等。另外必须谨记的是，盲目市场化、私有化绝对是该药方中禁止出现的名目！
好药方在手，懂得服用之道也是关键，正如外敷药不能内服一样。放在改革这一层面来看，便是改与革的取舍、拿捏关系。诚然，店大欺客、嫌贫爱富，似乎都不是什么好词儿，但若据此便树立革除之的观念，恐怕要犯唯心主义的错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明白资本的逐利本性，金融资本自问世以来便已经流淌着“逐利”的血液。至于道德的血液？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仅仅抓住这一点不放并大做文章，难免给人以作秀之嫌。
平心而论，发动一场主动性质的改革，的确要比那些被动改革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要低廉的许多，而且获利预期也将增加不少。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一笔“好交易”！
一名优秀的操盘手，必须能够发现每一个“好交易”的机会。但做过交易的人应该都很清楚，仅仅有发现机会的本领是远远不够的。譬如今晚的非农之夜，任何人都清楚这是一个能够获取丰厚利润的绝佳机会，但却鲜有人(除毛头菜鸟外)敢轻举妄动，因为谁都明白一个道理：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做交易的尚且如此谨慎，搞政治的，肩负着天下国计民生之责，或许更应当“想好了再说、想好了再做”吧。银行不仅仅只是一个企业，更是国之命脉，一味迎合民粹主义与右派意识形态之道的做法，不仅暴露出轻视草率的毛病，而且此类“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也并非真心解决问题应有的态度。
网上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苏东坡通晓药理，自己会开方子，且在实战中大显身手，但最终仍因服下自己开出的错药方而送命，令人扼腕痛心。但更可悲之处在于，苏东坡在生命弥留之际仍不能认识到错在开错药方，反而对朋友说，“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把责任都推给天，你让老天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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