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重庆事件引发的中国网络“除菌战”现已告一段落，围绕此展开的网络媒体大讨伐转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处于市场经济中的网络媒体，一方面需得遵从效益原则最大限度谋取生存与发展的资本，另一方面不得不在一定的政治形态下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资金实力越来越左右新闻资源分配和效果实现的现实环境中，新生网络媒体如何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间“左右逢源”，因为网络谣言近期的集中泛滥重新摆上了“讨论席”。
商业利益与政治意图共存
随着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信息碎片化程度空前高涨，各类“小道消息”借着民众窥私心理的东风迅速占领一席之地。尤其是关涉政治敏感问题，“三人成虎”类谣言开始甚嚣尘上。从王立军事件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民众围观的本意并不附带有太多政治意味。至于随之而起的“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谣言，则是少部分媒体推波助澜的直接“产物”，即竭力挑逗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并顺势演义铺就出一条商业炒作大道。
事实上，对于一“出生”就“断奶”的网络媒体来说，只有在自身“造血”机制足够强大时才能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反过来，网络媒体通过树立品牌、权威形象，提升影响力，从而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用在媒体该充当商业巨头还是政治推手上来看，也是同样的逻辑，即依靠独树一帜的媒体形象“招商引资”，获取商业利益，再转而凭借市场份额的保障发挥政治影响力。
在重庆事件中，政治立场鲜明的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就是典型的一例。虽然此网站自称是“宣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进步思想”的话语平台，但此番宣言也正是其另辟蹊径谋取商业利益的手段。之前有爆料称，为乌有之乡撰文的学者私自收钱吹捧重庆，以及北大教授孔庆东与另外两位毛左名人获许在薄上台后委以要职。此外，得益于乌有之乡在圈内的名气，相应的实体书店也一度收益颇丰。这种不可估量的“后发效应”，也是眼球经济时代网络媒体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所在。
除乌有之乡外，凡是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媒体都逃不开商业利益的牵制。比如在华人世界的官方媒体中，凤凰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机。可即便如此，在两会期间，凤凰大力为重庆造舆论，也不过是为了换取重庆商业赞助的一点“蝇头小利”。此举随即引来中共“震怒”，进而招致其专访黄奇帆的视频惨遭“立刻删除，消除影响”的后果。此外，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6月，《联合早报》和重庆日报集团华龙网合作开通运营联合早报网重庆频道向世界用中文宣传重庆，同时帮助新加坡资本寻找在渝的投资机会。因此，《联合早报》以及联合早报网近年来一直被视为是重庆的“国际友好媒体”和“窗口”。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2011年4月李庄案庭审时，该报是当时唯一获准旁听的纯正外媒。且网络一直有传言称，薄熙来主政后重庆以广告费、咨询费等方式“支持”该报并且数额颇大（据称每年有数千万）。
至于北京依法对一些传播谣言的网站和个人进行处罚的作为，不过是冰山一角，远未能触及到网络时代媒体角色的“主脉”。
大到《人民日报》同步网站在舆论引导上的“殚精竭虑”，小到名不见经传的论坛为夺人眼球大肆鼓吹曲意，以及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表面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趋向并不全然纯粹。换言之，在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很少有媒体能做到完全抛开商业利益去空谈政治口号。
媒体“易容术”或将延误改革良机
有需求就会形成市场。民众对谣言的“青睐”，侧面推动了网络细菌的滋生。再加上西方媒体极尽渲染臆断之能事，意图借此政治事件“妖魔化”中国声音不断出现，更进一步扩充了谣言的市场容量。其实，不独是中国，世界各国都难以彻底撇除谣言的祸害。2012世界末日说、墨西哥希腊地震谣言引发慌乱、日本核泄漏后的抢盐风波等，大多是权威信息公布不及时，让“三人成虎”和唯恐天下不乱者钻了空子。
其实，重庆事件并非谣言四起的首例。远至江泽民死讯的跟风瞎报，近到中国向普通市民开放西沙群岛的谣言，媒体竭尽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之能事。在尚未能理清事实原貌之际，为了追赶“第一时间”新闻带来的高关注度，弃自身作为社会公器极易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的属性于不顾。这种追风现象，尤其突出地体现在网络媒体上。
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但也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被批评者称为“中国网络媒体有史以来最重大丑闻”的“盖茨被暗杀”假新闻带给中国网络媒体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网络流言经过层层放大，其社会耸动性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据中国新闻社报道，韩国有3家电视台报道“盖茨被暗杀”的消息，韩股市因此下跌1．5％。再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网络谣言引发的抢盐风波就严重扰乱了现实社会秩序。至于紧随其后的地震谣言，再到艾滋病门，无疑成了公众防不胜防的心理毒品。
自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强国建设作为主调提出来后，各种以文化为轴心展开的政策变动不免引发诸多联想。作为文化领域的“领头羊”，公共媒体尤其是影响力日盛的网络媒体，其自身“修养”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度。推而广之，公共媒体要么成为推动中国全方位改革的“功臣”，要么成为延误改革良机的“罪魁”。
值得注意的是，由重庆事件而起的网络媒体大讨伐，并不能随着相关滋事网站和个人的关停及处罚宣告结束。网络发展至今，信息繁多必杂，谣言能在瞬间汇集起民意并非一个巴掌就能拍响的。要想遏制类似政变谣言卷土重来，还需得在政府公信力及透明度上下功夫。
中国媒体的“真容”，不管是以追求商业利益为核心的巨头，还是借此话语平台传递自身的政治主张，都该秉持媒体作为信息载体传播事实的核心理念不动摇。事实上，一向被西方以言论专制为由批判的中国官方媒体，在信息披露方面一直在向前走，整个中国社会的透明度呈不断增加趋势。尤其是随着微博的迅猛发展，各类信息的传播有了一个公开讨论和围观的平台。客观而言，这是中国改革最复杂的领域之一。所谓的“谣言合理论”即谣言自由化无视中国各种现实，是激进主义经过草根打扮的表演。它实际要的是在现行政治框架外营造一个公众认知的另一个世界，不断腐蚀现行体制内的权威认同。中国当前要做的，除了正面引导外，还需得继续在改革的路上谋发展谋出路。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新生媒介，网络媒体的诞生和成长也要经历一个适应自身周围环境的初期阶段。在这个初期阶段，所有的无序与失范，都是新媒介自身弱点的集中表现。也只有通过对自身优、缺点的扬弃，新媒体才能走向成熟。因此，商业欲望的膨胀和社会责任的缺失，是网络媒体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初期阶段，对此不必过于上岗上线，亦不可放松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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