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衰退并非中共打压所致

问：据我们所知，您的大作发表后不少人在网上追问你是何许人也。请问您写这篇文章有什么特殊含义和背景？是否能够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答：拙作内容实际上是源于我在和一些朋友通信中坚持的一部分观点。既然是朋友通讯所涉及的问题，势必是大众关心而我又有一些个人独特意见的部分。蒙张社长错爱，我将通信内容修改成文，并取名为《有关若干中国政治问题的通讯》。《世界华人周刊》发表时更名为《有关海外华人政治生态若干问题的思考》，网上转载时又采用了文章第一节的小标题“海外民运衰弱的基本原因”作为篇名。这两次改动虽然使文章更具有专指性，但也因此造成某些论点和论据的阐述，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成为我的遗憾。

文章在《世界华人周刊》（美洲版）和电子周刊上发表后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及其反响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令我这个“菜鸟”实在是“诚惶诚恐”之至。

我虽然曾在中国高校有过研究政治学和中国现代史的学术背景，也曾在美国名校作为国内体制内学者参与过宪政研究，但正像我那篇文章中所说，我脱离学界和研究领域时间久矣（已达17年），身边又无任何参考文献及相关著作，仓促命笔，坐而论道，水平自然有限，希望读者多加体谅。

既然文章涉及到政治评论，我必须得声明，我的文章只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若硬要说到立场，我希望自己属于理性、中道、无党派色彩之海外华人知识分子“阵营”，并以此为荣。我已经六十虚岁，已届“知天命”之年，不愿意和任何派别与个人作无意义的争论，只想做一个率真的“老人”，“舞文弄墨”,颐养天年，在回答周刊提交书面问题之前，先公而告之。

问：您的文章讲了海外民运衰弱的基本原因，但您似乎没有提到某个流行的观点即民运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中共各方面的极力打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在文章中已经说明，海外民运衰弱有多方面原因，而我只是从两个比较少为人们注意的角度来分析其背后的某种必然性：民运长期地处海外，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土壤脱节，不容易找到理论与行动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因此逐渐走向边缘化；因为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即崛起的上升阶段，对从事以反对、推翻现政权为己任和宗旨的民运组织形成客观不利的弱势局面。

而现在社会上许多人（包括我的文章后的许多跟帖）往往将民运的衰弱完全归咎于民运自身的问题，特别是道德上的问题；反之，民运方面自己又过多地将衰弱的原因归罪于中共的打压破坏。鉴于这两种看法都带有片面性，我才专门写了这一段，指出两点深层次的基本原因。就后者而言，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普遍现象。试问，古今中外，哪一个国家或朝代在它国运上升期间，其反对或挑战当权者的政治势力有发展的顺利空间？

作为一个海外华人，特别是海外知识分子，我个人认为，任何一个尚未走上真正民主化道路的国家，在海外存在健康的反对派政治力量，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客观上也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促进、迫使原住国的民主政治向前推进。但是，以我个人长期的观察，目前海外存在的中国民运力量从整体而言，似乎已经失去这样的功能与作用。

我个人并不否认中共对海外民运打压的事实，可是

既然民运视中共为自己的反对批判对象，受到对手打压又何足为怪？如果民主派坚持民主理念、有正确战略与策略、坚守自己的健康人格，处境再困难，至少在海外应该有道义上的同情者或潜在的同盟者，怎么会出现今日之局面？所以，如果民运不反思自己，永远将自己的命运怪罪于中共打压这个外部因素，那么他们真的会像我文章很多跟帖所说，他们比自己要否定打到的对象还不如，共产党当年在失败的时候还知道总结经验教训，首先从内部找原因，从而再寻求重新出发的机会。

（参考我那篇文章的第四节）

问：您在文章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的所谓“崛起”，同时您又提到中国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请问如果做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评价，您如何客观评价中国的崛起？您认为中国的崛起可称之为正常的崛起或真正的崛起吗？它将来会不会走向衰弱或崩溃？

答：我的文章是在讲海外民运衰弱顺便讲到中国的崛起和国运，并没有专门展开论述。所以我很愿意借此机会更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就借用你所提问题的“正常”这个字展开我的分析。

首先，让我从历史过程中回顾一下中国崛起多方面的“正常因素”，即崛起的客观有利条件和必然性。

其一，一个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文革十年灾难教训，对“极左路线”危害的认识与摒弃形成党内及全民空前的一致，因此形成改革开放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中国崛起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其二，执政党顺利完成政治路线的转变，开始将改革开放作为新的国策并长期坚持；发展经济得到了全民的参与和支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并由此奠定了崛起的经济基础。

其三，世界经济的大循环给了中国这个有充分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成本极低的国家以最佳发展机遇；美苏冷战及当时的对立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国际有利环境；日中经济合作及美中两国经济上的互补，为持续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与技术；美国“9.11”后的全球反恐战略为中国继续带来有利的外部环境；在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因不同于西方的金融体系体制而得免于难，再次又给中国带来新的的机遇。所有这些原因都支持着中国崛起的成就与速度。

其四，中共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对中国那样特定的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起到了独特的领导、推动和提速作用，并因体制的特点成功地抵御了97年和08年两次重大国际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风暴和因美国次贷款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

以上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崛起带来了内部的动因、动力和外部的支持。从这一意义上看，我认为中国的崛起属于“正常”的和历史的必然，任何人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应该不会否认我以上的分析。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必须指出，中国的“崛起”的过程有很多“非正常”的因素，即崛起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或“先天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无法（或者说没有）在崛起过程中在体制内加以解决，并且演变成今日中国所有问题的“原罪”。

我们同样可以从历史角度展开来加以分析：

中国是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在还没有完成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在文化思想上长时期的启蒙和准备，没有开始和完善全民的道德重建和相应的法制建设过程，仅仅是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冲破“两个凡事”的束缚，来作为“思想解放”的标志，并立即开始其改革开放即“崛起”之历程的。准备工作不但明显仓促，而且带有被迫性（即邓小平所说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条”）。

在中国改革开放及崛起的初期过程中，执政党党内几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又被党内高层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名义无情地“腰斩”而挫败，并导致两位开明领导人倒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良好的国际外部环境也使执政党和社会中坚力量在较长时期内没有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前苏联东欧各国的解体及动荡不但使当政者也包括多数民众庆幸中国因坚持原有体制而躲过一劫，执政党和大众心理结合，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呈现冷淡态度甚至深具戒心。诸因素的合力使得中国的崛起呈现单边前进状态，即在缺少政治体制改革配套情况下的经济发展（包括部分领域不正常或畸形的发展），从而不但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特征，而且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从而造成百病丛生。

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某些领域的畸形发展（如房地产）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中央某些部门、地方政府、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共同体，从而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当权者对因为社会分配不公和非公义现象而产生的群体事件频发而采取的前所未有的“维稳”措施，不但进一步压缩了政治体制改革言行的空间，甚至导致某些领域（如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的“倒退”，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产生了分歧，使得推行政体改革难度越发加大。

慨而言之，中国是在没有充分做好（甚至是根本来不及）崛起的思想准备、道德、法制结构重建、政治体制转变（改革），在特定的时空及国际环境条件下，由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制衡机制的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一元化集权政府，承担起国家经济起飞、崛起整个过程中的绝对领导权；如此，就必然造成中国在发展崛起的同时，伴随着严重的党内官僚贪污腐败、社会财富及资源分配极度不公，社会道德体系架构溃败等诸多政治、社会和民生问题，并发展到如今几乎积重难返的地步。

在客观冷静地分析了中国崛起过程的“正常”和“不正常”因素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崛起的巨大成就及崛起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都带有某种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即必然性。而且居然这两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演变成正比关系！

正是这种“正比关系”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前所未有的“腐败”，也正是这种“正比关系”导致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并使得世人对中国崛起的评价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分歧！

如果承认上述分析，那我们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理性的推断，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述两种关系迟早一定会发生变化，一旦演变成崛起速度逐步减慢而腐败指数进一步加剧的反比关系，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导致中国崛起的中断甚至夭折！这时候中国崩溃论就不会再是危言耸听了！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海外华人，我们深切期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充分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问：中国“崛起”的动力和目标和其它大国一致吗？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在这方面的关系？

答：任何其它一个大国的崛起，其基本动力都是为了本国经济发展及世界事务领导权或话语权，而前者一般是当政者与老百姓有利益相关及一致的地方。虽然中国国情有所不同，它是党政合一的国家，故其崛起之动力有着执政党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中国的崛起，老百姓都会得到相应的经济地位的改善。

中国的崛起因当年美苏冷战及世界经济大循环而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包括投资及技术）和参与，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为西方国家经济进一步完成结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故中国的崛起得到了西方各国领袖、政治精英和媒体的广泛承认和欢迎。无论他们的态度是否仅仅是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西方各国从中国崛起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肯定是不争的事实。我曾经和朋友说过，最不希望中国崩溃的势力可能就是被民运某些人视为精神支柱的西方大国及其政客，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事实均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中国的崛起对西方的全球战略又形成某种程度的威胁。这里既有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利益竞争关系。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那篇文章的范围，在此我就不作展开了。

问：请问，30年代“崛起”的苏联不是后来也崩溃了呢，请问中国今日的情况与前苏联有什么可比性？

答：在前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中，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就有多达二十多年经济的停滞发展，冷战使其国力大伤，各联盟共和国之间关系长期不稳定，少数民族及宗教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良性的和解，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导致原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完全失效，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相互矛盾和形式上的一体化导致政治上的联动，加速了整个苏、东旧体制的快速终结。这些因素中有多少与中国今日之情况相似或不同，读者对比后自有答案。但是有一条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迄今为止出现的腐败程度显然超过了垮台前的前苏联。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更不能简单类比。即使我们对两国情况作了全面科学的对比，也不能简单地推导出今后发展的确切过程和结果。但我相信这一点，即使有一天中国真的出了问题，其模式也一定不同于前苏联。

问：您对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做了比较乐观的分析，请问为什么中国群体事件的日益频发和蔓延不会像当年共产党闹革命那样，有朝一日会发展到星火燎原的地步？

答：我文章的第三部分只是对迄今为止我在海外所了解及观察到的群体性事件的“量”和“质”作了客观分析，我自认为这样的分析其它文章都没有触及，所以我要写出来。

套用我们年轻时所学的辩证法观点，我认为群体性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达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甚至还离其甚远。执政党手中庞大的资源还远远没有使用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我在文章中说，“群体性事件远未达到可以摧毁现有体制及社会结构的地步”。（参见我那篇文章的第三部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1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写给林彪的信中提到的，主要是分析当时的中国时局和中共未来前途，其观点之犀利、雄辩曾经令当时很多人“倾倒”。而现在这句话却被今日一些年轻人用作分析中共之未来，也实在是对历史莫大的讽刺。

但是从1931年毛泽东写这篇文章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时间整整过了二十八年，绝不是毛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诗中浪漫地形容为“弹指一挥间”。而真实历史是，直到1945年4月延安召开中共七大，毛还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讨论任何争取“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导致最后胜利的直接原因是中共日本投降后利用苏联先机进入并抢占了东北，进而席卷中原，乃至最后取得全国胜利。这段史实充分说明历史机遇的重要性，而这种机遇绝非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开一句玩笑，如果有人要将今日大陆的群体性事件来比喻“星星之火”，算出中国的“燎原”之日，最起码你要有毛泽东那样的耐心和机会。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方向及未来趋势（结果），最终还要看中国执政党今后的政策走向和各种力量互相作用合力之结果，不是我这个小人物可以未卜先知的。

问：有读者指出，中共在海外对华人及海外中文媒体的收买和渗透，更是海外华人目前政治生态形成的重要原因，请问您对此的看法？

答：首先，作为旅居海外的平民百姓，我无从知道有关海外华文媒体是否被中共收买的“秘密”；即使通过GOOGLE检索，我也没有找到相关严格的法律证据来证实。

我个人倒倾向相信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但我在文章第四部分批评的是海外泛民主派类似中共过去极左时代的思维、宣传、言论模式。网上大量的跟帖基本上集中在这一点上，也证明我言非孤。假设海外大多数华人抱如此态度，凡理性的海外报纸就一定会从报纸大多数读者的可接受程度（此乃决定报纸销售量的最重要因素）来决定自己的编辑方针，无论其政治背景任何。

何况，从重大政治新闻看，海外华文媒体从来没有漏过报道。以那位自由派学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例，包括星岛日报、明报、世界日报等几家被说成中共“收买”的报纸都大幅甚至全版报道“获奖”的经过，即是一个例证。

其实，即便真的是某些华文媒体有政治倾向性也不足为奇。在美国这个新闻自由的标杆国家，一些媒体也明显具有政治倾向性，没有人会对此大惊小怪或委屈抱怨。如Fox News代表美国“右翼”和共和党观点，MSNBC代表美国“左翼”和“自由派”观点，均为世人皆知。

总之，将今日海外华人政治生态的形成归罪于主要华文媒体的政治倾向及背后隐约可见的中共的影子是难以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更何况如今是网络时代，人们已经逐渐远离报纸，报纸的影响力早已不同于以往，而网络世界即使是在中国都是“草民”的天下，在海外更是“民主派”的乐园。

所以回到我的文章之原话，海外泛民主派若不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语言方式，永远“唯我独民（主）”，其路一定会越走越窄。（参见我文章的第四部分）

二十年前，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时，曾经聆听过著名民运老人、我个人非常尊敬的王老先生（我和他在同一个月到达哥大，曾经一起被哥大邀请方负责人宴请，哥大东亚语言文学系著名教授夏志清先生作陪）在演讲时批评民运人士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二十年过去了，王老本人早已驾鹤西去，但他批评的对象还大有人在，且“代有相传”。

此外，我还需要指出的是，我文章中对海外“泛民主派”的几方面的批评是源于我对今日海外华人特殊政治生态原因（不同于国内）的思考，并非专门或刻意针对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和理念。我不希望因我的文章加剧海外华人政治上的对立；反之，我更希望海外持不同观点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任何中国问题。

问：为什么你在文章第二节中仅指出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现状和困境，不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意见呢？您在所谓“革命”和“改良”道路选择中持什么态度？

答：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政治的海外华人，在过去二十年间，我已深刻体会到民主作为一个理念、一个旗帜、一个方向、一个口号，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国人，无论是政制内官员、学者还是体制外的异己人士，说的已经实在太多了！即使从中共的思想理论看，从鼻祖马克思到今日之领袖胡锦涛推崇民主的字句也比比皆是。随手举一例，胡锦涛在十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号召过全党“必须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但看中国过去百年历史和今日现状，就知道我们离真正的民主距离还有多远。

所以，我认为，今日无论是中国国内的执政者、体制内知识分子、关心民主的大众百姓，还是海外所有关心、批评和评论中国民主的组织和个人，仍然停留在将民主作为一句旗帜、口号、方向，或道路的争论及批判的工具（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不但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也无法再向民族及历史作必要的交代。

至于“革命”还是“改良”道路的选择，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争论得沸沸扬扬，至今还未停止。就我个人而言，所谓“革命”的主张已经远远超出我一介平民“清谈”“论政”的范围，我不愿意对此妄加评论。

我认为，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发展和政治问题的人，更应该关注中国民主化如何实现（如何转型）的具体模式和操作问题，以达到全民最大的共识和最可行的方案。事实上，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对各种政治改革方案提出各种设想、意见与方案，其广度深度可能超出我们海外华人所能想象。

作为一个离国已久的海外知识分子，迄今为止，我自己没有一个可被称之为“独特之见”的理想方案，所以我不愿意“闭门造车”、“乱发宏论”。但毕竟我曾经有过研究宪政的基础，我认为任何一个稳妥可行的改革方案都应该注重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就各方面关系而言，我主张尽可能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平衡：

处理好普世价值的坚持与中国国情的考虑之间在改革方案中的平衡；

处理好系统性和局部性改革之间的平衡；

处理好官方及民间不同的利益照顾和必要倾斜之间的平衡；

处理好难以改革领域与容易改革领域的先后顺序平衡；

处理好改革宏观规划与细节落实之间的平衡；

处理好现实与未来之间划分不同阶段的改革设计上的平衡。

书生论政，夸夸其谈，不足道也。写累了，就此搁笔。各位看官，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