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已被暂停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并接受中央纪委调查，近日又传出他所涉及的罪责将包括性质极其恶劣的贪腐问题、重大刑事案件。4月16日出版的第8期《求是》杂志发表温家宝的重要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基本理念的一个延续。
从陈希同、陈良宇，再到今天的薄熙来，中央和地方诸侯管理的问题理应引起重视。究竟如何在“激发地方积极性因而需要放权”和“规避放权所产生的极大权力隐患”之间找到平衡，这是对中共的考验，也是对中国体制的考验，如何真正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值得中国的领导层实事求是去思考。
中央官员坐镇地方集体领导失效
观察人士指出，薄熙来之所以能在重庆“折腾”，大搞“小王国”，正是充分利用了制度上的一个缺陷----领导干部高配。中央为加强某些地方的管理和建设，有意派遣更高一级的领导干部“统领”一方。殊不知，这种“高配”的恶果就是地方官竟能无视国法、法纪，甚至行使高于国家机关的权力。薄熙来正是利用了政治局委员这样一个不一样的身份，利用政策、利用资源、利用舆论，为己造势。
其实，这种“高配”的恶果早已暴露无遗，可惜一直被忽视。特别是，“高配”容易助长主政者独断专行，极不利于防止腐败。“高配”本身打破了制度设计的平衡状态，使其权与利大于责，扩大了他们与副职的距离，副职对他们的畏惧感加深，唯唯诺诺加剧。就以政治家委员兼任地方官来说，中央政策靠各部委贯彻，而各部位领导通常最高只配到部级，个别职位虽然可能更高一些，但毕竟不及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已是中央决策层，从方针政策到高层人事都会直接涉及，而一些中央部级官员因党内身份低，反而处于决策圈外。如此一来，头顶政治局委员光环的封疆大臣一旦当权，就如入无人境地，使当地的集体领导形同虚设，更容易独断专行，把自己凌驾于领导班子集体之上，徒增监督难度，极不利于防止腐败。
目前中国四个直辖市的父母官都是政治局委员一级。虽然，这是在十七大后才出现的，但此前，北京、上海的市委书记必定也是政治局委员一级。但事实已经说明，高配官员的腐败大戏如同“走马灯式”地上演。像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这样，是已经膨胀到了一定极端地步的，事实上，在不少副省级、副地级城市，其父母官也常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自导自演各种“小诸侯”的游戏。
所谓官员高配，是指给担任低级别实职的官员以高级别的官阶，形成高职低就。这么做，本身一是为了调动基层官员的积极性；二是可以把有能力的干部留在基层，以加强对基层的领导。但这个设想造成了很多的问题。首先，戴了“高帽”者抱怨自己只得到个空头衔，职权没有扩大。没有晋级的人更认为不公正，干一样的事情，担负一样的责任，行使一样的职权，利益怎么就不一样呢？如此一来，不但没有调动基层官员积极性，甚至有事与愿违。
再者，官员高配后高职低就，直接导致了责轻而利大，甚至责轻而权大，违背权责利一致这一管理学的一般原理。
而且有迹象显示，高配后的官员一般心志更高，大事没得干，小事不乐意干。如此职别和职权的冲突，实际上不利于基层工作。
其实，在基层，官员高配最致命的问题是助长官本位主义盛行。官员高配的运作过程中，下买上卖者有之，下跑上送者有之，为了高配是不惜使尽浑身解数。拥有更高的官职成了部分官员最急迫的追求。在这种风气下，官员的事业成败就与职位升迁捆绑在了一起，这是非常有害可怕和危险的。亦或者存在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原本同级，有人高配，有人没有，这对未能高配者的工作也是不利的。众所周知，大多的资源掌握在上层，争资金、跑项目、搞协调，高配者肯定占优势。这也刺激了高配的需求，加之高配的职数限制比较少，就很有可能导致买官卖官现象的加剧。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法治成关键词
就在薄熙来被“双停”后的第6天，温家宝在《求是》撰文《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言辞严厉地称要“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于工作不力、发生重大案件和对腐败案件查处不及时的部门、地方，要按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并指出，“只有在广泛有效的监督之下，政府才不会懈怠，才能有效遏制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加强政府层级监督，加大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力度”。指出“公开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
事实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第一次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腐败问题是人们最痛恨的，也是最关心的，造成腐败跟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是有很大关系，十七大报告把“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写进报告，并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如果把腐败称为病菌，那么阳光就是防腐剂，阳光可以杀菌也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同样，如果人民群众是阳光，那么就可以起到监督干部正确行使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偏离为人民服务的轨道，有效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注重预防的同时，则需更加注重制度的建设，法治就是关键词。
《人民日报》在薄熙来“落马”之后多次撰文强调反腐问题，更凸显出“法治”在未来社会的重要性。11日评论员文章《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称，“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内不允许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殊党员，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13日评论员文章《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则指出，“只有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遵守国家法律，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逾越法律、纪律和道德的底线，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才能真正做到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14、15日，《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再发两篇评论《国无法不治 民无法不立》《治国先治党 治党要从严》，指出“有的人手中有了权力，法治原则就成了‘对人不对己’的约束，就有了挑战法律的资格。
这些破坏法律准则、无视法治尊严的做法，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越是快速发展，就越要绷紧从严治党这根弦，始终加强党的建设。越是位高权重，就越要严于律己，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自王立军案发以来，《重庆日报》就备受关注。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3300万重庆人民衷心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称，某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在高谈民主法治，行动上却严重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把自己置身于法外，不接受党纪国法的规范和约束，其行为既损害了党的事业，又伤害了包括重庆老百姓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当然会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13日评论员文章《真正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指出，对腐败现象决不容忍姑息的坚定决心。14日评论员文章《违纪违法不得人心》称，薄熙来、王立军等人违纪违法，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对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很大损害，尤其是对重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使自己身败名裂。15日，再发评论《必须进一步增强四种意识》，称薄熙来、王立军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教训警示我们，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能否依法办事。党员干部不论职位多高，只要无视法律，甚至肆意践踏法律的尊严和权威，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各地方党报亦纷纷发表评论员文章及相关报道。《解放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从严治党关系党的生命》、《以法律为准绳》，提出上海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市，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一大要义。要使执政方式更加现代化，使社会和谐进一步建立在法治的坚实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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