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去职引发的政治震荡不言而喻，堪称中共自1989年以来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4月18日，美国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BR ）对话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就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共十八大及中共未政治改革的启示，进行了“个人化”解读。
NBR：这次危机对中国而言其意义究竟有多大？
李成：我的总体评价是，薄熙来的去职对中国政治发展是正面事件（Positive event）。尽管它已经构成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或许是从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胡温政府还是可以成功地避免发生更重大的危机。与1989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和社会基本没受影响。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已日臻成熟以及其整体国力。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危机对中国实则不无裨益。它不仅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重大缺陷，而且能帮助中国领导人、学者以及大众达到一个新的共识，因此能促进更大胆、更真实的政治改革。但如果中共领导人不抓住这次机会，他们将会在未来数年经历更大的凶险。
NBR：薄熙来倒台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党派内斗，还是薄的特立独行，还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李成：某种程度上说，三者兼而有之。但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但还有更重要的
薄熙来事件肯定和当今的党派政治有关，我把它描述为“一党两派”（one party, two coalitions）。一派由前主席江泽民的党羽领导，这派的核心是所谓的“上海帮”，而自前上海书记陈良宇06年倒台以后，太子党开始取得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派主要是由胡温领衔的“团派”。这两派在权力、影响力以及政策的决策方面明争暗斗。而薄熙来的仕途肯定得归因于他太子党的身份以及和江泽民的恩庇关系。
薄的倒台同样和他独断自我的个性和政治野心有关。此前他的政治抱负主要是进入政治局常委，但可能没那么简单。在这次事件之前数月，他的手下开始传言，说薄可能成为中国的下任总理。此外，中共重庆党校的学者苏伟与薄熙来走得很近，他曾将薄熙来和黄奇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相提并论，这种说法不仅在重庆而且在全国的媒体上流传开来。
薄的遭遇还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有关。他和“新左派”的思想，尤其通过“毛式运动”，有着很深的联系，比如打黑，以及极端的平均主义（ultra-egalitarian ）和极端的国家主义（ ultra-nationalist ）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重庆模式”。
但这次事件并不仅仅是这三种因素的叠加，更重要的是它还牵涉到王立军向美叛逃以及他对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指控。整个中国都震惊了，怎么打黑英雄和一位高层领导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只要涉及到这些问题，不论哪党哪派，中共领导层都不会为薄熙来说话，因为这已经危及到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危险太大了，中共面对的挑战确实很可怕。
NBR：许多中国评论家认为，整个事件是胡温一手策划的，请问是真的吗？
李成：没有中国领导人会指令王立军进入美领馆，没人会下这种命令，这是叛国。王立军是自己进去的。但有迹象显示早在王立军事件之前，对薄王二人的调查就已经展开了。而谷开来很久以来就被怀疑有腐败行为。至于薄熙来，中共对其所作所为的相关调查也可能有一段时间了。
外界称王立军试图调查薄谷二人与海伍德死亡的关系，我很怀疑这种说法，因为王的仕途完全是因为薄的提拔。他是薄的心腹，知道薄的很多糗事，他自己在重庆三年也干了不少让人质疑的事。因此，王不可能是去查薄谷与海伍德之死，而是他发觉自己已经无法再掩盖这件案子了。
的确，胡温从来就不喜欢薄熙来，温家宝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曾多次隐晦地批薄，他说一些领导人是不够真诚，其矛头主要对准的就是薄。请记住，薄熙来的母亲在文革中自杀，他父亲也受尽文革折磨，但他在重庆期间对文革曾说过一些正面的话，可能正是这些话招来了温的批评。如果王立军不进美领馆，薄是否会被双停尚难逆料，但由于激烈的党派斗争，王不这么来一下，要想免掉薄恐怕没这么简单。薄熙来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代表了一种社会运动。尽管现在有人怀疑薄谷二人是否真的与海伍德的死有关系，也有人指责美国介入是一场阴谋，但王立军提供的证据使得对薄的指控清晰明了。王的戏剧性的举动是薄迅速倒台的诱因，但即便他不这样做，随着对薄调查的展开，他迟早也会下台。
NBR：薄熙来如何能当权如此之久？
李成：对这个问题需要先回溯一下党派斗争，即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紧张关系。
具体说来，就是其他太子党成员想利用薄熙来。在中共精英圈，薄是有名的“大炮”，随时攻击其政治对手，包括胡锦涛、温家宝还有自由派的汪洋。因此，他是太子党亟需的利器，即使其他太子党们并不喜欢他或信任他。另一方面，胡温意识到薄的做法注定会失败，注定会损害太子党实力。此外，薄的做法被胡温看做文革余孽，绝无成功的可能。由此，他们对薄的关注远不如其他太子党的成员。
实际上，薄熙来的对手颇多，至少包括以下四个集团：第一，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认为薄不仅是毛主义者，更是希特勒式的领导，动辄把某一个社会集团挑出来作为攻击的靶子。第二，对他在重庆和大连践踏司法行为表示不满的律师和法律界人士。第三，大多数党政军精英。他们担心薄会不按规则游戏，会把中国引入歧途。第四，国内外警惕薄熙来的“反市场”倾向的企业家。
在2007年的党代会上，薄熙来曾经积极地寻求两个职位，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副总理职位。在我看来，他最终只得到前一个职位实则是源于两派之间的妥协。将薄派到重庆是胡温压缩他影响力的办法。据说他起初对这个职位相当不满，但最后却在重庆搞得风生水起成为中国政治的亮点，甚至成为他的个人王国。在薄事发之前，中共高层就长期担心他会做出太出格的举动并威胁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因此在他倒台前北京方面就有人觉得薄不能进入常委，因为他太会制造嫌隙了。总体而言，他会给中共带来麻烦。当然，现在再加上王立军的事，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可以戛然而止了。
虽然太子党在方便的时候还是会支持并利用薄熙来，但并不意味着允许他为所欲为。与美国的政党政治中的党派暗斗一样，中国的党派之间也充满了合作和对抗。
比如，习近平就在对薄加强警惕。习在2011年视察重庆，外界就曾解读为挺薄熙来的举动；政治局的五位常委到重庆视察也被薄视为对他领导地位和重庆模式的肯定。
但是如果你注意其中的一些细节，你就会发现其中五位到重庆的常委中至少有两位的态度是模糊难辨的，其中就有习与贺国强。此二人到重庆的意图与外界的揣测刚好相反，打黑中被逮捕的就有贺的亲信，因此他绝不可能到重庆去为薄熙来撑腰。他到重庆一定另有原因，比如了结一些事情。而至于习近平，如果你仔细观察他在重庆的演讲，他说重庆的一些方面需要改进，因此肯定不会是完全支持薄的做法，他的说法也被一些学者视作对薄的批评。
NBR：现在等待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的是什么？
李成：对薄谷二人的指控很严重，很可能是死刑或者是终身监禁。依我之见，王立军会被监禁，但会轻很多，因为他倒薄有功。但同时政治局会向国外政府传达这样的信息：将机密文件透露给外国政府是不能容忍的。至于薄熙来，他会被进一步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中清除，现在是只停职。
目前来看，可能提出的对薄的指控很多。此前最基本的指控是“用人失察”，但这点还不成为指控。我将新发布的文件中提到的“违纪”解读为指控的升级，暗示薄在王在受到监禁之后的违纪行为。这其中可能包括掩盖该案的细节、挑战中央的权威或者是分裂党的行为。此前的指控包括薄试图在重庆建立一个独立王国，窃听其他领导的谈话，在打黑中动用恐怖和刑讯手段，还有对其各种腐败行为以及与海伍德关系的指控。现在进行的调查会涉及他买通左派知识分子为其激进政策鸣锣开道指控。最重要的是，对他和谷开来涉嫌谋杀海伍德进行调查。我认为，薄熙来很可能被判终身监禁。NBR：薄的倒台对中国的派系政治意味着什么？还会有高官落马吗？
李成：中共在将薄熙来问题扩展到其他领导时会非常谨慎。十八大日益临近，又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打击面肯定很小。
因此，薄的倒台是胡温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团派在政治局的实力必定大增，这也解释了汪洋为何不愿表示庆贺，因为他提防着对手的反戈一击。政治局常委的席位还是通过两派的妥协来决定，党内的平衡不会被轻易打破。如果太子党倒了，那造成的震荡远比薄熙来倒台重十倍以上，此时此刻，中共高层是会小心地维持着“一党两派”现状的。
中共高层的团结可以从重庆新任书记人选中看出，张德江同样是江泽民的亲信，和薄一样是太子党成员，此次任命意味着两派妥协成功，高层再度团结。因此，薄熙来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位子可能被另一位太子党获得。不论薄去职与否，张德江都将可能入选常委；同时江泽民亲信的张高丽、俞正声在薄罢官之后都可能走得更远。现在尽管不可能知道具体人选，但我相信政治局常委中一派五席、一派四席的平衡是不会打破的。
NBR:薄熙来事件给中共领导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李成：危机和机遇并存。在危机面前，领导层、知识界和普通大众对中国走什么样的路存在着巨大分歧，但也存在达成新的共识、认真推动政治改革的机遇。这次事件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缺陷，包括腐败、裙带关系以及薄熙来式的煽动家危险。
如果中共想要重获信任继续掌权，那么必须实现下面这些深层次的转变：
第一，除了通过处理薄的问题建立法律机制外，包括司法改革、法治、宪政在内的法制改革要引起重视。现在自由派领导人要意识到，推动法制以求自保，现在正当其时。
第二，中共应更大胆地试探党内选举，通过投票分配领导职位。比如，下届政治局常委就安排10进9或者11进9的选举。在政治局委员中选举中，可以在28人中选出25人委员。我不是指五到十年内，我说的是十八大就可这样试行。
第三，舆论管制也是改革重点之一。中国已经进入了“谣言的盛季”，关闭微博不是管理国家的有效方式。人民选择微博听信谣言是因为官方不够透明，因此，只有开放官媒才能避免耸动性的谣言。这不是自由派的利益，更是中国政府的利益。
李成最后表示，文革和天安门事件是中共党史上的两次灾难，但在文革之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加速了市场化转型和向世界看齐的步伐。好的结果能从这些坏的事件中变幻出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希望在薄熙来事件过后，中共能吸取教训、形成共识、做出更勇敢的决策。温家宝在最近的人大会议上已经说得很清楚，党的领导体制一定要改变，法治社会一定要健全，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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