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走了9个，2010年走了44个，2011年走了55个……今年，又将有多少抗战老兵离我们而去？这是一场与时间、生命赛跑的寻访苦旅。
4月13日中午，一辆中巴、两辆吉普，载着慰问品从广州、深圳兵分两路前往梅州，耗时四小时至薄暮时分终于抵达市区。来不及停歇，一行车队径直奔赴梅县南口镇侨乡村，探望此行的首位抗战老兵谢德华。
92岁的谢德华，毕业于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第17期步科，曾在第62军151师452团任副营长、团部参谋，1944年参加了62军增援衡阳方先觉第10军的战斗；1949年10月在江门起义后归乡。因参加过悲壮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老人至今仍觉殊荣。
谢德华背部微驼，穿一双破旧的蓝胶鞋。老人本有二子二女，妻子解放前就已去世，他以一手之力将儿女养育成人，但在“文革”期间父子反目。约五年前，在台湾的老部下得知谢德华在步入耄耋之后，仍居住在一间有百年屋龄的老屋里，于是捐资为他修建了一层小砖房，以避风雨之苦。
谢德华在老宅前迎接志愿者
志愿者透露，就在去年，老人被儿子撵出了住所，无奈之下，谢德华被迫迁回老屋居住。父子为争房闹上法庭，判决至今没有下来。昏暗破败的老房，既未通电也未安装自来水，烧饭用蜂窝煤，照明靠煤油灯。老人没有固定的收入，仅靠远嫁他乡的女儿有限的接济。为补贴家用，谢德华养了两箱蜜蜂。
谢德华把钥匙挂在裤腰上，一根脏兮兮的绳索套在一端。踏进老屋的大门，庭院内杂草丛生、朽木堆积。众人随其进入老屋左边一间低矮的黑屋，那是他的卧室，打开手电筒才能看清床铺，一股难闻的味道直冲鼻孔。屋内潮湿、凌乱、窄小，没有落座的地方。一直以来天一擦黑，老人全靠一盏微弱的油灯在屋内摸行。
即使年过九旬，老人身体仍算硬朗，他称自己每天还坚持散步。与志愿者谈及抗战经历，其满脸激昂滔滔不绝，忆及同乡阵亡难掩伤悲，庆幸自己“好彩，没死”。甚为悲哀的是，当年的起义证书和黄埔军校学员证，早已在历史动荡中遗失。但1987年后补发的证书，老人一直仔细珍藏着，他小心翼翼地捧出来给众人看。志愿者们笑称，一件一件“晒宝贝”是他最觉荣耀的事。
在朽木四横、蛛网密布的老屋里，年前的冬天谢德华在堂屋垒上高高的蜂窝煤，那是寒夜唯一能快速取暖的燃料。老人患有哮喘病，每遇冬夜低温支气管炎常会发作，但他数年都挺了过来。老人称，每逢春节、中秋两节，统战部门会发放给他200元慰问金，尚可解决一些衣食之忧。
同是92岁的老兵曾巽德，家住蕉岭县新浦镇同福村。一条并不宽阔的溪水穿村而过，这里也是淞沪会战时期，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而声名大振的将领谢晋元的故乡。曾巽德见有志愿者前来探望，躬着身站在门前迎接每一位人，才缓缓回到屋内。
老人居住的房屋经过翻修，虽无完好的家具，但整个居室甚为整洁。在此次寻访老兵的行程中，曾巽德是唯一一个将家什收拾得如此整齐的老人。他背驼得有些严重，但迈步平稳精神矍铄。据其在东莞打工回家探亲的小女介绍，老人的儿女家境贫困，数年来老人因为无任何经济来源，生活全靠自己自理。让老人万分感怀的是，黄埔军校同学会每年会给他寄送一笔钱。
“风云起，山河动，黄埔建军声势雄，革命壮士矢精忠。金戈铁马，百战沙场……”或许从未想到会有如此多的人为寻访老兵而来，曾巽德显得很是激动，高声唱起了学生时代在黄埔军校桂林分校受训时的陆军军歌。儿女担心老人过度兴奋，递上茶水以示休息，却被他弃置一边。曾巽德称，他一生都以黄埔军校为傲。
1942年元旦，曾巽德在老家辞去教职之后，到新20师任特务连少尉连附，部队在岳阳新墙河与日军对峙。第四次长沙会战期间，所在部队在郴州安仁县九如山跟日军交战。曾巽德先任特务连上尉连长，后任师部少校参谋，在茶陵被日军飞机炸伤左大腿，长沙失守后在郴州南边一带防守。抗战胜利后部队到郴州受降，后到江西临川整训，新20师番号取消后调到第四军。
曾巽德以清晰的思维和流利的口齿，将他一生的故事和盘托出：从17岁教书，到之后投笔从戎，再到投奔前线抗战。曾巽德从屋中捧出一个红色的木盒，展示他甚为珍视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肩章、抗战纪念章等。在众人围观之余，他一度兴奋地举起右手，展示当年的军礼之姿。午后的阳光，将老人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
抗战老兵曾巽德行军礼
老人能将历史典物保存得如此完好，这让志愿者们都感到非常惊讶。谈及过去尴尬的历史年份，曾巽德表现出了惊人的豁达。他回忆自己在“文革”中，也曾受到不小的冲击。“当时这些东西面临毁灭之灾，我将它们放在了最易见的地方，结果“红卫兵”没有发现。这印证了一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老人一席话，将众人逗得捧腹大笑。他更笑称，自己老当益壮，如今能等来国人对抗战老兵的关注，也算遗愿已了。
15日，当刘元发被记者从其老家兴宁县合水镇罗英村接往广州时，这位91岁的中国远征军老人，难言喜悦热泪盈眶。抵达广州看到居住的环境，老人感叹：“我真是享受到了部级待遇。”
老人一生的传奇故事，与远征军松山战役紧紧相连。1944年，时任71军87师山炮营运输排排长的刘元发，接到命令由昆明宝山出发攻打松山。说起松山战役，刘元发至今难以忘怀。他回忆称，松山山势险峻，以满山是高大的松树而闻名，山下是横穿而过的怒江。战斗打得极为惨烈，日军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山上挖了很多山洞，筑成坚固的防守阵地，洞里储藏有很多粮食和弹药。
“每当我军冲锋时，敌人就居高临下在洞口利用机枪扫射和炮击我军，使我军攻山人员伤亡惨重，血流成河，怒江都被染成了红色，时时都能看到被抬下来的伤兵。”刘元发回忆称，如兴宁径南古塘人刘幼军任师长的那个师死伤很多，整个师只剩下50多个人。“后来我方用大炮猛烈轰击，18架飞机轮番轰炸，炸得松山草木不存，掀开的全是厚厚的泥土，把日本兵炸得抬不起头来。最后日军只剩下30多人，被我军层层包围之后出来投降。”
松山战役结束后，刘元发随军攻打缅甸交界的龙陵、回龙山等。“在攻打龙陵时，我被敌人的炮弹炸伤左大腿，那次也非常幸运，差一点就炸断了大动脉，至今左腿留下深深的伤疤。”抗战胜利后，刘元发由国民政府分配到上海市市政府民政部门做一个小职员。之后又离职至东北、湖南经商，1949年11月，刘元发因眷恋故乡返回梅州。
回到家后，刘元发娶妻成家生下一个儿子，膝下有3个孙子。成人后的儿孙一起出钱，在家里盖起了一幢楼房，但随着刘元发的妻子和儿媳、儿子先后病逝，花光了家中的所有积蓄并负上了一些债务。因迫于现实生活，孙子和孙媳妇都在外面做工，只剩下刘元发孤独一人在老家生活。孙子实在鞭长莫及，只好托周遭邻居偶尔帮助照管下老人。
刘元发笑称：自己享受了部级待遇
刘元发在受资助接至广州养老院后，甚是开心。刘元发称：“最难忘的是，几次战役的惨烈和死难的战友；最大的感慨是，国家终于富强起来了，作为远征军的幸存者感到很知足；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联系上在世的昔日战友，再聚首叙叙旧，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
老红军陈棣华今年106岁。采访时，他正在病房里看电视，体弱、耳背，宁静、安详。记者为他拍完照片，和他儿子陈湘宁取得联系，得知些许信息。
陈棣华出生在湖南平江一个佃农家庭，租地主10亩薄地维生。有一年粮食歉收，父亲恳求地主少交两担粮，地主非但不肯，还放出恶狗咬人。母亲带着他讨饭、挖野菜草根充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小小年纪就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8岁时被选为村农会主席。1932年1月参加红军，身经百战，多次死里逃生。淮海战役中他任团政委，部队遭敌上千发炮弹轰击，一发炮弹就掉在他面前，却是哑弹没爆炸。又一次，他坐在石头上看作战电报，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他两腿之间，没爆炸，又是哑弹。
刘洪才，102岁，耳聪目明，胳膊有劲，个子不高，说起话来声如洪钟。
1932年鄂豫皖红军入川时，刘洪才的父母亲分别任当地的苏维埃主席和妇女部长，后被害。弟妹逃散。孤身一人的他于1933年9月参加了红军，在红31军93师当战士、宣传员。
听说他在抗日战场上和日本兵拼过刺刀，记者问他当时的情形。一提打鬼子，他激动起来：“山西辽县战斗中，我当排长带兵守阵地，子弹打没了。日本兵嚎着‘呀！呀！呀！’杀上来，一个日本兵挺着三八枪对着我的胸膛刺来。老子一拨挑开刺刀，一个突刺，戳进鬼子的肚子。刚收拾了这个日本兵，‘呀！呀！呀！’又上来一个，老子又把他收拾了，缴了两支枪。日本鬼子有啥子，吼得凶。”
在成都军区总医院病房，记者采访了86岁的老红军向轩。他是贺龙的外甥，7岁参加红军。
他说：“妈妈贺满姑英勇就义后，大姨妈贺英从监狱中救出我，两岁就教我打枪。1933年5月，贺英被叛徒出卖，中弹牺牲。临死前把我叫到面前说，‘找大舅，找红军，报仇！’我找到贺龙，就在司令部当了勤务员，长征中背着小手枪跟着部队跑。”
向轩在解放战争中当工兵连连长。他说：“1948年参加荔北战役，率工兵连打敌人工事，用抛射法发射炸药包，用改装的土炮轰击敌人的工事，把敌人打垮。战斗中遭敌枪榴弹还击，我右眼被打瞎，脖子、背、腰、屁股、膝盖、右脚面等26处受伤，至今还有弹片在体内。”
90岁的老红军王扶之在战争年代是一位英勇善战的骁将。
红军时期，他参加打了3个比较有名的仗：劳山、直罗镇、山城堡。他从当营长至师长，指挥部队共打死、打伤和俘虏国内外敌人20,000多人。
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他任志愿军39军115师师长，设在山洞中的指挥所被美军飞机炸塌，志司宣布他阵亡，并为他做好了棺材。3天后，官兵发现从塌洞中飞出苍蝇，猜测可能还有活人，便继续挖掘，终于把他救了出来。王扶之把为他准备的棺材给了在洞中采访牺牲的人民日报记者。
今年3月16日，在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我们见到了在乡失散女红军黄玉荣。
1929年，13岁的她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在中华苏维埃江西省政府妇女部任干事，负责支前、扩红、优待红军家属等工作。她给我们唱起了红军的歌：“戴起大红花，就是顶呱呱；工农去当兵，保国又保家！”她自豪地说：“我还见过毛主席。”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途中没有粮食吃，跟不上队，部队动员妇女先回来，她就换了老百姓的衣服回到家。她身体尚健，听力差，但口齿清楚。她指着身后的房子说，去年冬天，“两红”人员危房改造，政府补助4万元，房子正在修。
94岁的老红军张生荣，身体健康，健谈。家乡在江西于都。
他父亲1927年参加了地下党。1929年，村苏维埃政府成立，9岁的他参加了儿童团，12岁那年3次报名参加红军，终于如愿。15岁时参加长征，在红一军团1师司令部特务连任号手。
他说：“1935年5月25日上午9时，在四川石棉县安顺场，1团组织18勇士抢渡大渡河，我和全师的号手一起吹响冲锋号。5月24日夜，红1团在杨得志指挥下消灭安顺场守敌，立即组织渡河。大渡河水好急，对岸有敌人碉堡封锁渡口。我军两发迫击炮弹就把碉堡打塌。18勇士冲上对岸，占领渡口。政委肖华当时就站在南岸河边，领着我们吹冲锋号。”
躺在病床上的红军战士吴大奎患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青光眼、白内障，已入院8年，有听力，有思维能力，语言含糊不清。
从他的陪护嘴里得知，他早年参加红25军，跟着徐海东长征到延安。作战中头部4次受伤，腿部曾中4弹。1947年2月被华野3纵授予“三级人民英雄”荣誉称号。
记者问他的战斗经历，他用手比划，口中含混不清地说道：“脑袋打坏了，腿打坏了……淮海战役……孟良崮……打游击……打日本鬼子……打炮楼。”指着腿比划：“枪打的，炮打的……”
老红军钟明从于都出发，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
2012年3月15日，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出发地纪念园雕塑前，钟明激情讲述了红军开始长征渡河的情景，他说：“于都河宽600米，水深1-3米。过河要搭浮桥，当地老百姓把木板、门板贡献出来，一位老人把自己的棺材献了出来。”
钟明1933年入伍后，在中央苏区6师卫生队当卫生员、卫生班长，后到红1军团后方医院当护士。部队打宁都草鞋岗，战斗失利，重伤员多。红军医院非常困难，有点饭先给伤员吃，工作人员饿着。绷带洗了一次又一次，反复用，棉花成了砣，用石灰水煮，用棒子捶，把血水滤掉洗净再用……
老红军许军成安详地躺在南昌94医院军干病房的躺椅上，眼睛弱视，听力差，血压高。
采访中，许老讲述了他的战斗经历：红军时期他给徐海东当通信员，一次夜行军跌下山崖，幸被小树挂住，右腿挂伤，露出骨头。徐海东把他抱上马背，让马驮着他行军。
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战斗失利后，他们躲进深山，白天藏起来，晚上出来挖野菜充饥。最苦的时候，他和20多个伤员天天吃野菜，一个月没进一粒米，靠互相照顾度过艰难。许老身上创伤十几处，背部被崩进了几块弹片，右腿贯通伤。受伤20多年后的1956年，他才到南京动手术，把背部的弹片取了出来。
99岁的老红军张力雄，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声音洪亮。
他年少时在家乡参加农民暴动，参加红军后经历了第四次、五次反“围剿”，长征中3次翻越大雪山。身经大小300多仗。
1936年，他任红军西路军第5军45团政委，率部参加了高台大血战，被炸伤。部队失利后，他化装成农民，帮人扛活、要饭，辗转千里，回到延安。
他是红军战士学文化的标兵。当兵前，他曾读过半年书，以后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在战壕里用刺刀练字，枪不响就写字，枪响了就战斗。长征途中学文化，前面战友的背包上写着：前进、宿营。
4月7日，记者在陕西省志丹县保安镇麻地坪村退伍红军老战士苗巨明的窑洞里采访了他。
1935年，刘志丹在家乡闹红，成立苏维埃政权。13岁的苗巨明给地主放羊，他和3个放羊娃一合计，都到红3团去当了红军，团长就是刘志丹。1937年，苗巨明调入中央做保卫工作，给李先念当了2年警卫员。
记者问他打仗的经历，他说：“在关中地区打仗，腿被炮弹炸伤。打延川时，右胳膊被子弹打伤。最残酷的战斗是七天七夜保卫延安。1947年，胡宗南兵分三路进攻延安，我们被敌人围住，打交手战（肉搏战）。我们用矛子戳，撕开一个口子。”记者问怎么不用刺刀？他说：“矛子长，比刺刀好使。”
志愿者为黄福星佩戴纪念章
深圳“关爱老兵网”----作为抗战老兵寻访、核实、统计，内部架构相对完备的纯民间公益组织，成立于2009年6月。发起人之一李明晖介绍，该组织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记录下他们的抗战经历，以期人们关注历史；二是关爱生活陷入贫困的抗战老人，通过“一对一”透明的资金捐助，为抗战老兵“养老送终”。
半年前，志愿者们通过一份黄埔军校同学录获悉了线索。“广东省内相对其他地方而言，我们发现梅州的老兵比较多，但他们很多人的生活现状让人揪心。”志愿者负责人钟伯泉介绍称。目前，深圳“关爱老兵网”在省内共发现83名健在的抗战老兵。“但这显然不是完整的数据，寻找难度很大，不过20日又传来好消息，志愿者在茂名高州，又发现了20余名健在的老兵。”
孙冕惋叹，即使为抗战老兵养老送终，这也或将在短短几年内全部结束。“2009年走了9个，2010年走了44个，2011年走了55个。而在今年，他们又将有多少人离我们而去？愧对抗战老人，对他们的关爱，我们已经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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