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到台湾以后，曾经就任过蒋介石的副手，出任过“副总统”和“行政院长”。从1949年去台到1965年在台湾病逝，周恩来一直关注着陈诚在台湾的情况。
1963年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经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台工作一纲四目的指示精神（毛泽东的一纲是，如果台湾可以归还中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按蒋介石和陈诚的意见研究解决；四目：一，台湾回归祖国以后，除外交问题必须要由中央决定之外，其余军政和人事安排可根据台湾方面的意见；二，台湾如果建设费用不足，中央财政可以拨给；三，台湾的社会变革可根据台湾方面意见研究讨论并付实施；四，大陆和台湾均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特别请来从前与陈诚有旧谊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张治中共同商议如何给陈诚写一封信，转达毛泽东的几点指示。最后傅作义和张治中两人以个人名义致函陈诚，期盼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早日为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作出力所能及的工作。
陈诚
遗憾的是，就在傅作义和张治中两人的联名信送到台湾不久，陈诚就忽染重病，这一年陈诚刚好67岁。深秋时节，陈诚的病情就开始出现了可怕的危状。病情初现时陈诚是以严重腹泻发病的，当时并没有引起身边人的注意，夫人谭祥虽然隐隐意识到陈诚疾病来得有些突然，腹泻居然一连三天三夜不停，但她没有想到发生在深秋里的腹泻，会断送陈诚的性命。陈诚自1956年以后，身体状况就不如从前，这次陈诚再次发生腹泻，来势凶猛，药物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初时家人误以为陈诚是吃了不洁食物所致，后来才发现腹泻病因复杂，初步诊断为肝癌所致。
经过医疗小组的抢救，期间陈诚病情虽然出现过回光返照般的缓解，但过不了多久他很快再次陷入病危状态。到了1965年元月下旬，陈诚的病情再次转危，这次是由感冒引起的肺炎。如果陈诚没有肝癌在身，那么肺病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陈诚新病连旧疾，许多在普通病人都会发生作用的美国最新抗癌药品，在他身上居然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在台北士林官邸的蒋介石再也无法安心应对时时报来的紧急病情报告，他不断在士林官邸通过电话指令陈诚医疗小组：“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辞修。”
延至当年的2月下旬，陈诚的病情忽然急转直下，医疗小组成员纵然守候在他的榻前不分昼夜地紧急施治，然而仍不见他的病情有任何起色。蒋介石在士林官邸中已经洞悉陈诚的病情，于是在这一天他忽然决定向台岛民众公布陈诚的病况。他担心万一有一天当陈诚病死的消息传出来时，全岛会在猝不及防的情势下发生动荡。陈诚的《病情报告》在向岛内民众公布的过程中，已在向台岛民众暗示陈诚的病情正处于一日数危的紧急状态，为有一天公布陈诚的死因作了必要的铺垫。美国记者也在同一时间把陈诚进入生命最后时刻的信息，通过电波传向大洋彼岸的美国。美国记者对陈诚病情的推测是：“陈诚的肝病现正处于弥留期，他的生命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星期时间。”当年3月3日清早，陈诚终于从长久的昏迷之中蓦然清醒过来了。他抬眼看到窗外正在飘荡着早春寒冷的细雨，远方天穹下由于雨雾氤氲，已经再也见不到距他官邸不远的剑潭山了。
不过，陈诚还是看清了守候在自己床前的儿子陈履安和儿媳妇曹倩，以及随后闻讯赶到的陈履庆、陈履洁和陈履培。稍远处，站立着陈诚平时最为喜欢的大女儿陈幸和小女儿陈平。这两个女儿在关键时刻的到来，尤让病体孱弱，气若游丝的陈诚心绪稍有几分欣慰。因为他在临死之前终于可与几位平时不能共叙天伦之乐的孩子们在一起了。她们大多生活在遥远的美国，儿女们不是就业就是读书，一家人只有在他行将入木之时，才终于找到了可以相聚守的机会。
“履安，拿笔来。”陈诚在床上依次把所有亲人一一打量许久，最后他才把目光投向身边的长子陈履安。陈履安心中一跳，他知道父亲的最后时刻为期不远了。他也明白陈诚在这时候向他索要笔墨的意思，父亲显然是要留下一份《遗嘱》。
这时，所有陈氏子女都识趣地避开，一个个悄悄退至病室外面的走廊里去了。后来，就连担任护理任务的医生和护士们，也都悄悄退到屏风的背后去了。当病室里只剩长子陈履安一人时，陈诚才嗓音沙哑地开始口授他最后的《遗嘱》：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当年这条《陈诚遗嘱》公布出来后，曾经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因为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副手”，死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和原因，他在这份唯一的“政治遗嘱”中，居然对蒋介石当时叫嚣甚凶的“反攻大陆”和“光复大陆”只字未提。究竟是陈诚病中的一时疏忽，还是陈诚在久经思虑以后的成熟意见？对此内幕不得而知。
不过，也有人据理认为，像陈诚这样一生处事谨慎、精明周到的政治人物，他亲口授人所笔记下的《遗嘱》，绝对是经过他长时间深思熟虑之后才可诉诸纸面的。也就是说，陈诚早已经看透了蒋介石，看透了困居一隅的国民党公开叫嚷的“反攻大陆”，其实是根本无法变成现实的。正因为如此，陈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此事只字不提。
陈诚的这份《遗嘱》，也让包括蒋介石在内所有国民党高级官员们大吃一惊，这是因为，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和“副总统”的陈诚，竟然在他生前留下的唯一一份政治《遗嘱》中，全然不使用当时台湾当局惯于使用的“共匪”和所有对祖国大陆进行攻击的官方语言，而是用最为简洁的语句，来体现生命最后时刻的愿望与寄托，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陈诚当时患病沉重，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对于退守台岛的国民党与隔海相望的中国共产党，陈诚显然有着与众不同的政治观点，这是勿庸置疑的。陈诚病逝以后，国民党最高当局在发表陈诚这份65字《遗嘱》之前，曾经征询过陈夫人谭祥的意见：“由于‘陈副总统’的身份非同一般，所以他的《遗嘱》中不提反共和反攻大陆，显然有违党国现在的宣传大计，最好对‘陈副总统’的《遗嘱》进行一番修改才好！”
可是，谭祥深切地知道，陈诚《遗嘱》上的65个字，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在病榻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口授写下的。他在这份政治“遗嘱”中为什么不提当时国民党当局拼命宣传的“反攻大陆”等时髦语言，必然有他自己的思考。在这重要的问题上，谭祥表现出来的坚韧是出人意外的，她对前来官邸征询意见的官员表示：“辞修的《遗嘱》如果一定要发表，就只能按照他生前的口授原件，如果感到这样公布不合时宜，也可以不发表。不过只要发表就只能如此了！”
后来，有人把谭祥的这一意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尽管对陈诚的《遗嘱》有所保留，可他最后还是亲自批准：“照原件发表公布！”
1965年3月陈诚在台湾病故之前，曾经留有一份日后在台湾军政上层引起众多争议的遗嘱。当时的周恩来在北京获悉陈诚病逝的消息以后，虽然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任何态度。但是就在这一年夏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往上海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厅休息室里，面对当时前往上海迎接李宗仁的陈毅、叶剑英、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们即席讲了一段颇具深意的话。其中周恩来就讲到了几个月前在台湾病逝的陈诚。周恩来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动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这也可以说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对陈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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