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当局称为“六四学运幕后黑手”的方励之教授于北京时间4月6日去世，享年76岁。方励之被海外众多民运人士称之为“精神导师”，他的去世势必又引发不少海内外人士对于已经过去23年的六四事件的探讨。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多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羡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氛围正逐步形成
但正是中国的这种强大和自豪，中国大陆和海外不少人士近年来更是在不断呼吁中国执政当局，今日的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之外，中共领导人现在也需要用更宽容的态度去面对23年前那段历史。有中国观察人士认为，时间是抚平民族伤痕的良药，在1989年那次风波中，双方都是有错误的。但如今，一方在中共带领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一方是海外民运活动日趋走向沉寂。同时伴随着“阶级斗争”走进历史，“敌对势力”和“反革命分子”业已极少提及，在这样一个氛围下，强者更应展现出自己的主动和宽宏气魄，更能接受对中国发展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同时也需要用唯物主义去看待历史错误，以历史的前进性去认识和愈合尚存的伤痕。
六四事件的性质，对于很多关心此事的人士来讲大都在时隔多年后能理性地看待事件的本质。他们大都认为，六四事件其暴力层面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偶然性，学生们不想对他们面前的政权提出致命的挑战，中共也不情愿对学生动武。双方有很多共同的目标，也有共同的语言。然而由于沟通不畅和错误的判断，各自将对方逼到越来越不可能妥协的境地。有几次似乎马上就要找到了解决办法，但最后关头又溜走了。最初滑入灾难的速度似乎很慢，但随着双方分歧的加深，速度随即加快。
围绕在方励之身上的事情，正是六四事件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事关中国在意识形态，不同政见表达、甚至严重影响到中国与国际的关系。从双方的强硬对峙，到最后互相妥协，也反映了中共在处理方励之甚至六四事件的一个过程。1989年后的一段时期，六四被定为反革命暴乱；数年后，中国当局称之为“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在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前，甚至把六四称为“一场悲剧”。
中国应更加自信面对异见人士
从中共执政后的60多年看，中国也经历了各种困难，同时也犯过很多错误，甚至错误的严重性要比六四事件更甚，但老一代的领导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敢于面对这些错误。比如1957年发生的“反右运动”，虽然是毛泽东发起，但具体执行者是邓小平，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惨死狱中的也不在少数。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年，又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耀邦开始平反那些反右运动中被打击的人士，这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平反。至于更为严重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中共第二代领导层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就开始对文革进行了所谓“拨乱反正”式的清理，甚至公开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因此，政治家的气魄和自信不在于一贯的正确，更重要是对错误的反思与修正。
面对六四事件结束近23年，中国的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越来越开放包容的世界，中国的领导层似乎并没有明确展现出对待异见人士的包容和自信。异见人士的大多数并非要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更不会具有“革命”的具体行动，何况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真正关心中国发展和维权的人士。如今，在海外的异见人士和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民运人士，很多人至今不被允许回到自己的祖国，甚至一度发生闯关事件。而更为令人寒心的是，有些人士客死他乡，尸骨也不允许葬回自己的祖国。方励之的去世，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随着方励之的去世，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支持学生闹事并开除中共党籍的三位知名人士都已客死异乡（另两位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刘宾雁、《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王若望），其中对刘宾雁的后事，经过中国当局整整5年“研究”后，同意其骨灰回国安葬，但墓碑上不能刻上本人撰写的墓志铭，按官方要求只能刻上姓名和生卒年份。如果方励之有遗愿或者家人希望将其尸骨埋在大陆，在中共现有思维下相信同样面临艰苦的过程。而在现时，已经有不少已经逝去的异见人士葬身海外，以后也恐难落叶归根。
不仅是逝去的海外人士，如今仍然健在的异见与民运人士，在被迫离开中国本土后，尚难以回到国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当局此前也放松了对这些人士的“排斥”，六四事件的学生领袖柴玲和吾尔开西都曾有涉足回归后的香港记录，尤其是吾尔开西曾在2010年于日本硬闯中国使领馆，希望透过“自首”的方式回到中国大陆，而在此前一年他就欲在澳门进入中国大陆，但被澳门留置。另一名学生领袖李录已经被准许回国，他一度作为知名投资家巴菲特的接班人被华人世界所瞩目。他出国后不再涉及政治，专注于金融领域，据说此后也是巴菲特和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亲自写信给中共高层后，李录才被有限度的踏足祖国。
就在方励之去世的当天，王丹和吾尔开希等数名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活动人士发表联合声明，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们“回国看看”。他们在声明中公开呼吁，希望当局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因为政见不同就不许回国的旧做法，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允许民运流亡人士回国看看。声明最后表示，愿意本着公开、诚意的原则，就此问题与内地有关部门对话，讨论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当局“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因政见不同就不许回国的旧的做法，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允许我们回国看看”。
“和解与忏悔”是重评六四事件的途径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3年，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早已铸就，不可能因该事件而翻盘。对上一代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而言更不会带来影响，虽然他被外界指为“受益者”。1989年11月，刚刚上任总书记半年的江泽民在与基辛格交谈时谈到他对“天安门事件”的反思。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没有精神准备”，他解释道，政治局开始意见不统一。在他看来，这件事中没有英雄，学生领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面对空前的挑战，他们都可悲地陷入分歧而无所作为。
有中国观察人士表示，虽然也有不少海内外人士呼吁“平反六四”，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平反”却值得各方探讨。
如果是建立在以忏悔为基础的和解，不再去追究历史责任，也不秋后算账去通缉或审判，让当事双方缓和目前的“对抗”模式。应会形成有反思、有检讨的氛围去看待这段历史。尤其是作为“强壮”的中国当局，不要再用过去的“老方法”对待个体，能够体现开放、宽容、有原则的大国胸襟，能够体现对过往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对六四事件的很多受害者，包括被镇压的死难者、致残致伤的人、流亡海外的人，中共应展现必要的忏悔，给予公开的象征性赔偿等。如果中国当局形成这样的认识，相信会为重新评价这段历史带来积极的结果。毕竟“反右”的平反，“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中共都处理得较为妥当，六四事件的处理方法可与之相似。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重新审视六四事件的过程，要考虑到在当时的情景及事态发展的背景下，为维护政权及社会稳定，中共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以极端的手段平定该事件，也存在可以理解的地方。如今，在中国目前体制下生活的绝大多数寻求稳定的人被忽略了，这些人希望过平静安稳的日子，他们对于民主政治运动基本持漠不关心（甚至是反对）的态度，这是“六四”事件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前，有报道称温家宝提出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如果中共高层果真如此考虑，不仅是对中国民间和社会，也是对中国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高度负责。也是让中国政府和老百姓卸下六四这个包袱的正当办法，否则共产党将永远背负这个包袱。上述观察人士称，也许温家宝在卸任前无法为六四重新评价，但下届中国政府看待六四这个包袱时，态度、立场和利益都会更中立，更可能找到一个客观、理性的解决办法。
“六四”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上的符号。如果不能放在议事日程上加以推进，今后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类问题都绕不开“六四”，还可能会被视为“六四”的延伸。以和解的姿态去面对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相信对各方都会带来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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