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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供是谢亚龙最后的法律武器 翻供并非毫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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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谢亚龙受贿案开庭审理,谢在法庭上翻供,称其曾经遭受刑讯逼供并列举了相关事实。也因为翻供,他之前供认中的自首情节可轻判的条款被宣布无效。翻供其实是犯罪嫌疑人依法为自身辩护的正当权利,本身并无褒贬之意,其风险也完全由个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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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供是正当辩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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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谢亚龙受审,他当庭翻供称遭刑讯逼供。25日,辽宁公安厅予以否认。

谢亚龙的翻供并非个例,在中国翻供现象十分普遍,有的地方翻供率高达70%以上

翻供,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简单地说就是推翻原来的供词,指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推翻、改变原来所做认罪供述的行为的总称,而且这种不一致达到了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度。翻供包括了对前供的全盘否定和部分否定两种,在中国,翻供算不上什么稀奇的事情。有关的实证研究表明,翻供率高达40%,有的地方高达70%以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根菊曾在研究中统计了部分地方的翻供率,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1月至5月受理的50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就主要事实翻供和部分翻供的案件合计比例达44%。新疆克拉玛依检察机关1997年1月至8月受理的起诉案件中,被告人当庭就主要犯罪事实和部分事实翻供的占40.3%。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199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共提讯犯罪嫌疑人43人次,全部翻供和部分翻供犯罪嫌疑人比例合计占67.44%。深圳市检察机关统计,在作有罪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中,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完全推翻先前供述和辩解的占60%左右。

翻供作为口供的特殊形式,其实是谢亚龙正当的辩护权利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行辩护是可以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论基于何种情形而推翻自己以前作出的有罪、罪重的供述,均应当被视为自我辩护。只要法律认可口供,那么“翻供”作为一种特殊的口供,内容确属客观事实,同样应该得到承认。

据实翻供,既是被告人刑事辩护权的具体体现,同时,据实翻供恢复了案件的客观事实,经法庭查证属实,则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允许被告人翻供,其实也是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做到有罪必究罪当其罚的需要,亦保障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了人们的正当权利。

司法实践习惯于“有罪推定”,往往只重原供轻视翻供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尤其是刑事司法人员,认为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态度不老实、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表现。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如此,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司法实践中“重原供、轻翻供”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法官普遍不希望“翻供”的出现,因为它即否定了侦查工作和审查起诉工作的成绩,又给公诉人和法官制造了麻烦,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安司法人员总是不假思索地首先假定被告人是有罪的。但翻供一词,其本身仅仅表明了推翻或改变原有供述,只是对事实客观的中性描述,既不应该作为认定犯罪态度的依据,也不应该包含浓重的有罪推定色彩。

翻供为何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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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谢亚龙的辩护律师接受媒体采访。

口供长期以来被视为“证据之王”,刑事侦查工作僵化,口供证据的获得往往依靠非常规手段

翻供是口供的一种特殊形态,只要法律依然认定口供是证据的一种,那么翻供的现象就会永远存在。作为法定的七种证据之一,口供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证据之王”。司法实践中痴迷口供的侦查取证惯性思维,恰恰是造成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不翻供的罪魁祸首。过去的封建统治者认为“罪以供定、犯供最关紧要”,这种思想在建国以后依然没能得到彻底改变。

在实际司法实践中,物证等其他证据的重要性往往让位于口供,这导致了刑事侦查工作模式既僵化又缺乏技术含量,“摸底排队----发现嫌疑对象----突击审讯----破案”被长期依赖。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实践中为求得口供而采取非常手段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在侦查阶段遭受刑讯逼供、诱供或者骗供而被迫进行供述,而等到起诉、审判阶段这种外部压力一旦得到缓解或者消除后,谢亚龙必然会选择推翻侦查阶段所做的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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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龙的妹妹谢亚梅向记者哭诉哥哥遭刑讯逼供的情节。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提问须如实回答”,谢亚龙“不必自我归罪”的沉默权得不到保障

中国有句俗话,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它是中国政治斗争、形势政策的一个产物,其实有诱供的嫌疑。刑事诉讼法的第93条也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种法律思维,其实质仍然是“有罪推定”,它否定了沉默权的存在,即犯罪嫌疑人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不必自我归罪,在英美和很多现代国家都已经上升到了宪法原则的高度,依据该原则,包括犯罪嫌疑人、证人在内的一切人,都有拒绝作出可能陷己于罪的陈述的权利。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中有这么一段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沉默权意味着“你有权不作出可能使自己陷于不利境地的供述,保持沉默不会加罪,但你如果自愿作出陈述,将作为定案证据。”这就给翻供堵上了窗口。相比之下,中国法律精神既鼓励坦白,又没有不实供述的严格规定,一定意义构成了有关机关不择手段获取口供的制度动因,并成为当事人翻供的伦理依据。

中国刑事诉讼案中律师程序参与不充分,谢亚龙律师称他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都无法与谢亚龙见面

中国的刑事诉讼案中,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律师的参与程度低,同样是翻供频繁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侦查阶段,律师不能参与辩护,只能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没有在场权,没有与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受到限制。据谢亚龙律师的申诉信说,谢亚龙在侦查阶段和退回补充侦查阶段都无法见律师,审查起诉阶段仍然不许律师会见。

此外,由于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刑事法律援助多集中于审判阶段,侦查阶段基本上靠犯罪嫌疑人自己聘请律师。同时,由于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风险极大,导致律师不愿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因此,刑事辩护率极低。这就导致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遭受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或者受到诱供、骗供,非自愿进行了供述,而后在起诉、审判阶段就会推翻原供;另一种是犯罪嫌疑人在欠缺相关法律知识的情况下,盲目承认有罪,随着诉讼的进行,一旦他发现承认有罪的结果与他当初设想完全不同时,也会推翻原供。

刑讯逼供在侦查中往往难以避免,谢亚龙称自己曾遭电击、水浇,耳朵被打出血,供词是刑讯逼供下交出

在上述几方面的原因作用下,中国的法律案件中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往往难以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此造成。侦查人员对于口供证据和线索有着强烈欲望和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询问有法可依于法有据,加之刑事诉讼侦查过程中对于侦查的监督薄弱,公检法往往急功近利,刑讯逼供成为普遍现象。谢亚龙在法庭上就提出,自己曾遭电击、水浇、耳朵被打出血等,所提交的供词均是在刑讯逼供下完成的,“如果不说认罪活不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曾有过统计,刑讯逼供大约每年立案300-400件,在1996年以后就对此数据讳莫如深。2005年时报告中又透露出该年刑讯逼供立案数在110件。来自《青少年犯罪研究》期刊的一篇题为《刑讯逼供调查报告》的文章显示,47.54%的警察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

翻供并非毫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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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勇被指控17项罪行,共涉案148万。谢亚龙自称“不想伤及无辜”,翻供同时意味着获得减刑的因素不复存在

根据以往的案例,由于谢亚龙有自首情节,法院在量刑时会从轻、减轻判罚,但既然谢亚龙已经翻供,那法院量刑时就不会考虑轻判。被告人以及代理律师固然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翻供的行为客观上是推翻了以前自己的供词,就已经不存在认罪态度良好等可以获得减刑的因素。

谢亚龙自称被刑讯逼供的事实能否得到认定,这需要一个过程。根据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不过,在中国,由于刑讯逼供而最终被判全部证据无效的案例极为罕见。事实上,他自己认可的受贿金额同样超过10万,刑期不会比之前更短。在庭审过程中,谢亚龙当庭表示,“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因为说了、招了很多假供,使很多人受到牵连,希望被自己提到的这些人原谅、向他们道歉!”

假如被认定为恶意虚假翻供,谢亚龙将面临更为不利的裁决

翻供的同时,犯罪嫌疑人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假如翻供确实属于客观事实,自然会得到合理公正的对待。但假如裁决认为系恶意虚假翻供,谢亚龙将会面临更加不利的裁决。一方面翻供使其丧失了从轻处理的权利,另一方面虚假恶意的翻供是可以作为不利被告的证据采纳的。现在,就看法官是否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了,而最终其翻供又会面临什么样的裁决了

结语:

无论是从话语系统还是实际司法实践看,“翻供”都充满了贬义色彩。然而,翻供不但本身属于合法正当的权利,而且在现下尴尬的司法环境中,对于谢亚龙,对于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法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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