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薄熙来被立案调查至今，已半月有余，期间外媒关于“内情”的各种猜测铺天盖地，而中共在这些舆论侵浸下却岿然不动，稳若泰山。事实上，中共内部并非如表面这样平静，有了解中国政情的人士指出，关于薄案的处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应该以什么态度处理的争议阶段【中共处置薄熙来案切忌“突出政治”】，与此同时，薄案已经在中共内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股前所未有的“忧党”情绪开始流露出来，这种情绪与传统意义上的“忧国忧民”不同，它既反映出薄案对中共肌体的伤害，也反映出中共已经启动了对自身的反省。
忧党意识进入新层次
事实上，“忧党”之说早已有之。中国自古就有忧患意识，所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历来仁人志士大都以“忧国忧民”为己任。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则将这种忧患意识进行了延伸，鲜明的提出了忧国、忧民、忧党的忧患意识，忧党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回顾邓小平时期的历史背景，中国于内刚刚粉碎四人帮，于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虽然国内也有因改革开放带来的党员贪污腐化问题，但当时的“忧党”情绪主要集中在对中共能否自我修正、能否“不变颜色”的忧虑上。因此邓小平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忧党的思想僵化、忧党的领导不能坚持、忧党内的腐败现象、忧党内外民主不健全、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力，这五个方面，核心重点还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肌体建设方面。
尽管这种“忧党”意识在中共思想教育中贯穿始终，但并未引起过大范围的讨论，多数是被拿来当做理论发言时的口号。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共执政地位日渐巩固，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也日渐提高，时至今日，除少数人之外，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共的政权会受到挑战。显然邓小平所提出的旧的“忧党”意识已经不再是中共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近些年，官员腐败案例日益增多，腐败数额日益增大，但腐败现象从来是从法律角度切入，较少以“忧党”的政治面目出现。但此次薄熙来事件爆发后，尽管案件详情并未被披露，也没有对薄熙来本人最终定罪，但如此高级别官员犯下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对中共肌体的伤害与警示，使得“忧党”意识不得不再次进入人们的思考视角，以致胡温均提出腐败会亡党亡国的警告。这种“忧党”意识已不同于邓小平时期的忧患，而是进入了更新、更具体的层次。
忧患意识直击三大问题
新的忧患意识，直接指向了中共当前的三大问题。
一是对中共体制的忧虑。不同于之前邓小平所谈的党内外民主的健全完善问题，此次是对既有的、已稳定运行的体制的担忧。薄熙来为官一路，多年的地方从政和中央从政经历，最终官至政治局委员，若有严重违纪，或如外界传言有几十亿的家产，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薄本人不仅能长期以内心傲慢挑战中央权威，而且还能够通过各种“运动式”行为对外收拢民心，让人不得不质疑当前官员升迁制度的“纯洁性”。
中共的政治生态一向是低调做人、政绩说话，长久以来并没有官员去挑战这个“规矩”。因此，即便政治体制中有什么漏洞，只要没有人去钻，也很难被察觉。但薄熙来有革命家庭背景为依托，加上他生性傲慢，大胆钻了体制的空子，以高调收拢民心，“绑架”中共高层，致使就算高层对其不满，也只能由着他造势，活脱脱营造出一个光鲜的“薄式政客”，如一朵奇葩开在中国政坛。也基于此，薄熙来事件后，海内外有一股声音呼吁政改，认为薄事件将是中国政改的契机和转折点。尽管海外对中国政改的理解是“宪政改革”，而中国的政改更多是行政改革，但总体是反映了期望对现有权力结构的程序进行改变。
二是对高层监管的忧虑。事实上，体制的欠缺除了需进一步完善，还更要加强监管。4月23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刊发署名为“方工”的文章《监督力度不能为官员级别所限》，提出高官中也存在各种错误思想行为，特别是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说明对身处治国理政关键岗位的高官进行监督十分必要。但是，对高官的监督却是薄弱环节，如果高官还是“一把手”，则监督难度更大。
正是因为对高层官员监管的缺失，才使得薄熙来于西南一隅，大行一言堂之实，说一不二，甚至以政治委员身份对手下官员大搞非常规程序的任免，由此足可见中共监管缺失之严重。
三是对出现问题后的处理方法。薄熙来虽然可能是贪腐问题加身，但外界通常认为薄的政治问题更严重。不过当前中共在处理党内问题时，再用“政治”思维显然已经过时，而中共党内处罚最严重也不过是开除党籍，缺少法治手段。那么，如何在处理薄的问题时，既不会掉入政治化的迂腐思路，又不会影响民众和外界对中共的信心，还能继续维护中共信任度的形象，将是对中共处理类似党内问题的考验。
忧党与忧国忧民
中国古代忧国忧民的政治意识，是建立在皇朝更迭基础上，许多决策取决于一人的喜怒，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因此，不管是谁家掌握皇权，只要国富民强，便能获得安稳日子。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忧国忧民的政治意识最终要落在党的执政基础上，而对于中共来说，如何把握好对国家的掌控以及如何为民众谋福祉，成为党的首要任务。因此，“忧国忧民”必先“忧党”，党不乱，则国不乱，党正，则国清。
可以看到，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中共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关注，关于“真相”的各种刨根问底，最终都将指向中共肌体是否健康，中共的权力结构是否出现裂痕，甚至中共执政能力是否足以应对自身的问题。这种质疑对中共来说无疑又是另一种考验，这种考验可能会直接触及中共的政治制度，直指其执政基础。倘若此时能够正确把握 “忧党”的社会思潮，积极进行自我修复，那么这场考验有可能将转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方向上来。对于这场引发全球围观的政治大剧来说，中共才可能做到：对外稳定过关，对内启动新思，真正将忧患意识演变为有现实意义的思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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