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党内理论家的说法，党纪严于国法的原因是：党员是具有共同政治信仰和理念的特殊人群，党对其成员的要求要高于普通民众，党的纪律是一个政党的思想纯洁性和活动规范性的基础保障。所以，党纪在法律层面与国家强制性规范一致，同时又在道德层面对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
被“双规”，被处以党纪处分，被移送司法，继而判处刑罚—这是中国共产党官员落马的常见“路线图”。
不过，也有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只走完了这“三部曲”当中的前两步，没有沦为阶下囚，或被子弹、药物结束生命。
整体而言，只受党纪处分的官员要远远多于受党纪处分、同时又被移送法办的官员。根据中央纪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崔少鹏2012年年初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给予党纪处分118006人，其中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但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仅有777人。
但是到了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群体，情况就会反过来—大多数情况下，落马官员既被中纪委处以党纪处分，又被移送司法机关，只有极少数人没有被推上被告席。这或许也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坊间流行的看法：被“双规”的高官基本没有什么好下场。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发现，自1990年以来，虽然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多达三位数，但其中仅有7人没有受到司法处罚。
这7人的落马原因各异，未被移送法办的理由也各不相同。
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飞、原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徐鹏航3人的情况类似，他们所犯的错误都是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女、亲属在土地交易或股票市场中谋取巨额利益。纪检单位认为，这种行为虽然严重违反党纪，但并未达到触及刑律的程度，因此仅仅给予了党纪处分。
其中，吴文英和徐鹏航未被开除党籍，而是被处以“留党察看2年”—这种处分在5种类别的党纪处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开除党籍，但比撤销党内职务、严重警告、警告这三类处分严重。
留党察看期满后，吴、徐二人基本恢复了党内地位—尽管徐的待遇由正部级降为副部级。吴文英在病重期间和去世后，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
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是更加广为人知的落马高官。纪检机关认为，他所犯的错误包括：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打击报复；对两任秘书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等等。2003年，程被开除党籍，但直至2010年底逝世，他没有受到法律追责。
相比起来，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和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所犯的错误更加严重—是自己犯了经济错误，而不是为子女、亲属提供方便。前者在1980年代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819元，于1990年被开除党籍，但最高检鉴于罗云光在规定的期限内自首，罪行较轻，认罪态度好，对其免予起诉。后者则是巨贪，在任期间贪污、挪用公款3亿多元，他未被处以刑罚的原因是：1995年4月4日畏罪自杀，根据法律规定，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这7位高官当中，最“神秘”的当数曾先后担任山西省省长、文化部副部长的于幼军—他受到中央处分的具体原因，至今没有公开。
2011年2月，新华网披露，于幼军在两年留党察看期满后，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高官的违纪情况，牵动着民众的敏感神经。而这几例仅受党纪处分、未被移送法办的官员，令不少人产生疑惑：为何只是党纪处分，而非国法严惩，难道党纪高于国法？
党纪当然不会高于国法，正如总理温家宝反复强调的：“‘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党纪严于国法，这是造成一些官员仅受党纪处分的原因。
按照党内理论家的说法，党纪严于国法的原因是：党员是具有共同政治信仰和理念的特殊人群，党对其成员的要求要高于普通民众，党的纪律是一个政党的思想纯洁性和活动规范性的基础保障。所以，党纪在法律层面与国家强制性规范一致，同时又在道德层面对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
近10年来，中国共产党陆续颁布或修订了《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党内规章，各级纪检机关每年发出的各类通知文件更是为数众多。据统计，仅从党的十五大至2008年底的11年间，中央及各省制定出台的事关党纪的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就超过了3000件，它们共同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党纪之网。
若以相关条文论，这张网的严苛程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比如，党纪中早有规定，包括展销会赠品、春节红包、中秋月饼、生日礼物、试用商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礼品都被列入禁收名单。此后的规范文件中，又列入了购物券、礼仪储蓄单、债券、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
又比如，根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在省级直属机关内，处级以下干部的办公使用面积只有6平方米，而县级直属机关内的科级干部可以拥有9平方米的办公使用面积。其他级别官员的办公面积亦有详细的规定。
另外还有文件明令禁止将公车的门窗换成电动的、座椅换成真皮的，以及增设车载冰箱、电视、CD音响等设备。依照公务用车的纪律规定，即便是已经使用了5年的旧车，只要没有达到报废标准，也不应更换。
官至正处级的干部在中央规定需申报收入的干部行列。按照规定，每隔半年，他们都要填写一份收入申报表，详细申报自己近6个月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福利，连单位过节发的超市购物券都不漏掉，还要申报自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稿费。按规定，他们所填写的表格被上交至市委组织部门备案。
可以想见，如果严格按照这些纪律条文的规定，违犯党纪的可能性的确要比违反法律的可能性大得多。
上海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处长徐锦林曾感慨：“现在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正在成为普遍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具体，考核指标越来越精细，标准也越来越严格，民生指标、环保指标等纷纷纳入官员评价体系。同时，各种对官员的监督体制越来越健全。”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严苛的党纪规定有时并未被完全严格执行。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个别案例中，用党纪处分来替代行政问责和司法问责的情况，也的确曾有发生。
2010年，山西省夏县曾发生因举报短信引来厄运的“李晋学”案。该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手机给市县领导发短信，反映县长李晋学违纪问题。从2010年10月29日开始，李晋学安排县公安局局长孙红军对吴东强进行手机监听、刑拘和“抄家”。虽然李晋学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县长岗位，但一些评论者认为：此事未有进一步的司法跟进，令人疑窦丛生。
党纪和国法的公正性，不仅是民众的渴望，也是一些受到党纪处分的官员所期盼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程维高，这位在开除党籍后又被中纪委宣告“没有发现该负刑事责任”的高官，在一些人眼中成为“党纪处分代替司法问责”的例证，但程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根据《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2007年春节前后，程维高曾自制一张贺卡散发亲友，上面写道：“一生大起大落，我无愧于人民……2003年中纪委认定我违纪，主要错误是‘独断专行，对于李真犯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纪委主要负责人托人给我讲，处理我是从严治党的需要。”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