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国际友人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个英雄群体的所做的客观、真实而又感人的报道，应当说，都是对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范围最有力、最有影响的传播。
在中国近现代史各个时期，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中的不少人，不顾个人安危，带着一支公正、客观的笔，来到中国，深入到社会基层和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第一线，向世界报道、介绍中国的实况，从而赢得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大批友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热心地把中国的新变化和新经验，以生动的笔触，推向国际社会。他们为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正确形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中国近现代史各个时期，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中的不少人，不顾个人安危，带着一支公正、客观的笔，来到中国，深入到社会基层和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第一线，向世界报道、介绍中国的实况，从而赢得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大批友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热心地把中国的新变化和新经验，以生动的笔触，推向国际社会。他们为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正确形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他们在这方面所做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有责任进行认真研究，以从中吸收教益。 “国际友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作为人类良知追求进步和公正的一种国际社会现象，已客观存在了许多年，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人这样明确地提出过。至于，还要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专门加以研究，则更是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情。为了能做到比较客观、全面地观察到这一发生在中国的国际社会历史现象的全貌，我想，在自己的研究工作展开之初，就先把两个重要概念，做些大体规定。一个是“国际友人”，它是广义的；简单地说，它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写作和言谈中，如实、公正地报道、反映中国各个时期代表社会进步的各种力量和代表正义事业的一切相关活动的外国朋友。另一个是“国家形象”，它也是广义的，系指一切能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意志，并能代表各个时期社会进步方向、人民大众利益的各类形象载体。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需要在课题研究启动之初，就加以说清的。
这就是，尽管“国家形象”，作为一个理论研究对象或专用术语，是美国学者布丁（BouldingK.E.）在20世纪50年代才正式提出来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总有被别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民众的所有相关信息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和评价，而且这种认知和评价又往往总是会在一定的范围传播开去，这一事实，则是早已就客观存在了的。最后，有一点，也需要在一开始就交代一下。远的不说，就以鸦片战争以后的这一百多年来看，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击外侮、争独立、求解放、追求进步和坚持改革开放等英勇果敢业绩、敢于仗义执言的外国朋友，其数量必须以千百来计，但轮到在本文列举陈述时，则只能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代表，当然这就难免要挂一漏万。
国际友人笔下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从纵的方面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源远流长；而从横的方面说，则在世界范围有着广泛的深远影响。
早在19世纪中叶，即当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竭力向外扩张、大力推进殖民主义侵略政策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深切的同情关注着亚洲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命运。
英国是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它运用经济渗透和军事进攻两手，大肆掠夺亚洲国家，中国则是其推行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它于20世纪40和50年代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并展开了打击入侵者的顽强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帝国的这种强盗打劫行为深恶痛绝，他们通过相关媒体，发表了大量时评文章，歌颂中国人民誓死抵御外侮的不屈不挠精神和他们在对敌斗争中显示出的出色的聪明才智，鞭挞英国殖民者掠夺和侵略的罪恶行径，揭穿西方御用报刊隐瞒真相、欺骗读者、为侵略者张目的种种阴谋伎俩。由于他们这些斥责强权、扶持弱者、伸张正义的文章不仅发表在欧洲媒体上，而且在美洲报刊也有登载，从而在世界范围宣扬和传播了中国的正面国家形象。
举例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是英帝国主义蓄意挑起的。1856年10月，它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炮轰城市，掠杀居民，焚烧房舍，犯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而英国政府及其御用喉舌在这种情况下却反把引起这一切的责任强加到中国一方，马克思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和人民权益的立场上，痛斥英国殖民者发动的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在〈英中冲突〉一文中，为了使读者了解事件的全貌，马克思详细摘引了当时英中双方外交照会的主要内容，据理证明“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而在另一篇〈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评论中，他又清楚地描述了中国两广总督叶名琛不畏强暴坚决捍卫主权、坚定得体地处理了亚罗号事件的全过程，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英方在战争起因上所散布的许多诬蔑中方的不实之辞。
同样，英国人对中国的疯狂入侵和恣意掠夺，也引起了恩格斯的无比愤慨。他在许多时评中，严厉谴责英国大肆推行炮舰政策的卑劣行径和揭露其既贪婪又凶残的丑恶嘴脸。他认为，英国一而再地动用庞大舰队入侵中国，是它固有海盗本性的最好流露。恩格斯称英国侵略军为“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是“作战是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的海盗，而对敢于同这帮外来的残暴匪徒进行英勇斗争的中国军民则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他指出，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普遍起义，而且是一种带有绝灭战性质的起义，一种保卫社会和家园的战争，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他称赞1842年中国防守镇江的驻军宁死不屈：“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而在谈到1856~1857年战争期间中国民众誓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时又说：“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民在抵御外侮中所表现出的民族觉醒寄予了厚望，他们预见到：这种觉醒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革，并促使这个古老的民族释放出惊人的革命潜力，从而推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走向更加进步的明天。例如，在1857年6月5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就指出，中国人民在抗英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觉醒和热情，预示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而马克思在1853年发表在同一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中，则论述了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发生在一个世纪前震惊中外的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它所展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首先也是通过当时国际舆论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传播到我们星球的四面八方的。
这里我想提一提其中两位最为知名的人物。
一位是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1920年），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在清末民初亲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莫理循在20世纪初的北京政坛与西方新闻界，都是最重要的“中国通”，他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
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发生的起义，使来自中国的消息一下子占据了世界许多大报的头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凭借他的职业敏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新闻的巨大价值，在11日，便向报社的伦敦总部发出电文：“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使北京陷入极度惊慌之中……”莫理循是第一个以“革命”这个词向外部世界发出关于推翻了中国二千年的封建统治的武昌首义报道的西方记者。当时的西方对武昌起义持审慎的态度。《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莫理循的电讯时，删掉了“革命”这个词。可莫理循在10月17日的一封信中仍旧写道：“我所遇到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与中国有联系的外国人，都私下里告诉我同一件事：他们希望革命取得成功。”10月和11月间，他给《泰晤士报》总部总共发了八千多字的电文，他在英国
国内的朋友给他来信说：“您的报道又一次在伦敦赢得了读者。”这位深谙中国国情的莫理循就这样，第一个向世界宣布：1911年10月在武昌发生的起义是一场革命。
另一位则是埃德温•丁格尔（1881~1972年），英国人，传教士、新闻工作者、作家、心理学家。1903年3月来到中国，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丁乐梅。
辛亥革命爆发后，丁格尔是第一个到武昌采访新任都督黎元洪的西方记者。他当时是上海英文《大陆报》的特派员，从事战地采访。由于同黎元洪的私交甚好，他得以深入到革命爆发地武昌的任何一个地方，广泛了解革命地区的主要活动。1912年4月，丁格尔出版了他认真解读辛亥革命的一本书《中国革命记：1911~1912》，在上海、伦敦、纽约同时发行。该书出版的时间距辛亥革命爆发不到半年（作者的出版前言写于1912年4月），反映了一个西方记者对时局的实地观察，真实传达了在华外国人的想法和感受。
丁格尔对革命党人抱有较多的同情，对中国人民也有很深的感情，书的扉页上就写着：“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献出生命的志士及新兴的群体，希望他们为自由进行的斗争将预示着中国公正与正直之日的到来。”由于接触过大量革命军军人，再想想过去那些旧兵痞的所作所为，他感受颇多：“革命部队的表现是整个革命中最值得注意的景象。”他在对新旧军队进行一番对比后说：“在黎将军领导的革命中没有这些事。整个革命期间，革命军的部队无论是否受过训练，都有良好的举止，每一个关注这次起义的人都对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丁格尔对中国的未来及其对外部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他写道：“如果中国人拥有了极大丰富的知识和高质量的工厂，这个国家将会进步，并能使全世界随着它进步，这一天必定会来到，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除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外，丁格尔还写过其它一些介绍中国情况的书，如《徒步穿越中国》、《我在西藏的生活》等。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动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国际友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作为人类良知追求进步和公正的一种国际社会现象，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外敌疯狂入侵，国家存亡、危在旦夕。中国人民则正在这个国家的一支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争，处境十分艰难而险恶。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西方一批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出于个人的良知和对中国人民苦难遭际的同情，以及对正义事业的奉献精神，他们不避风险、不顾自己的安危，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广泛接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百姓的生活，亲眼目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摧残、大好河山的蹂躏和无辜人民的杀戮，无不义愤填膺、嫉恶如仇。为了让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公众了解中国人民进行坚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真实情况，他们决定突破中国当时在位的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深入到一贯坚持抗日主张、实际领导全国军民对敌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延安，展开对那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家的访问和攀谈，进而深入到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敌后战场进行采访，搜集大量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然后把所有这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感同身受的个人体验和认识，迅速整理成书面报道或编撰成书，通过媒体或图书发行渠道，在全球范围广为散布，让世界公众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从而从正面传播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这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因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抗击外敌入侵的真实业绩而蜚声国际舆论界和政论文坛的西方知名记者，后来都成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国际友人，而他们当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则是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
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美国新闻记者、大学讲师、作家。他于1928年来华，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协助下到达延安，见到了周恩来，并与之进行了长谈。7月15日，斯诺受到毛泽东的正式邀请到他的窑洞里谈话。主人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诺的心。一连数天，毛泽东与斯诺交谈，谈到的话题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其后，斯诺在保安又先后采访了中国共产党的其它一些领导人，考察了苏区，更重要的是，斯诺通过十几个晚上的交谈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历史。经过撰写、翻译、订正，斯诺带出发表，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唯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
10月12日，斯诺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置身四个月的苏区。返回北平住所，投入到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不足半月，斯诺即在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随后，上海的《大美晚报》予以转载。1937年，斯诺撰写的文章先后在国内外六家报纸刊登。同时，斯诺多次参加报告会，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客观地准确地向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介绍了中共苏区的情况，使人们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毛泽东，了解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国际影响巨大。1937年10月，斯诺在北平写成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出版，引起极大轰动。斯诺通过这本书，把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真实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而这一战地报道，也成为时最畅销的书籍。此后，又被世界各地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在国际上已产生巨大影响。半年后，此书的中译本在中国出版。此书一出，不啻一声春雷，竞相争购，一版再版，不敷需求。斯诺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有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一种力量、一种欲望、一种热情，但这一切不是作家创造出来的，而是书中这些人，“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一时间，中共苏区成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关注热点，外国记者先后进入苏区。
今天，我们从斯诺在序言中所说的上面的这些话，也可以清楚地体会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世界传播的，恰恰正是中国民族精神的聚焦和光辉的国家形象。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倾向日益严重。同年9月，斯诺第二次进入苏区。在延安，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和不少中共领导人，考察了延安的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再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次考察，斯诺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之光。1939年末至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诺深感痛楚，同时因与妻子分离已两年，于是回到了美国。斯诺回国后，时时想继续为中国的事业尽力。当时，美国国内和平空气甚浓，但斯诺预言战争事态将扩大。起先，他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受到指责，但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热情召见斯诺，就美国如何与中国建立关系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并于1944~1945年先后三次召见斯诺。在援蒋失败后，斯诺遭到排斥、打击，被迫举家迁居瑞士。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先后三次长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为中美关系的和解做出了贡献。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与世长辞。遵其遗嘱，他的骨灰安置在他曾生过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汉白玉墓碑上镌刻着叶剑英的手迹：“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这一时期，运用自己的笔，热情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另一位知名人士，是海伦·斯诺（1907~1997年），美国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妻子，《续西行漫记》一书作者。
海伦1931年8月来到中国，翌年冬天与埃德加?斯诺结婚。在中国，他们先后结识了宋庆龄与鲁迅。1937年，海伦独自访问延安。在延安近五个月的时间里，她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学生；更重要的是，她收集了丈夫在保安未及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埃德加·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海伦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同毛泽东进行了五次难忘的长谈。她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丈夫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写成了堪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姐妹篇《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
海伦一生创作了40多本书稿，其中有十多部与中国有关，主要作品有：《红色中国内幕》、《西安事变记事1936》、《我的中国岁月》、《中国共产党人：老游击队员的素描和传记》和《红尘：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传》（中译《革命人物传》）等。而这些书所宣扬的，全都是一些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殚精竭虑、用尽心智、奋不顾身的人和他们的事。20世纪70年代，她又两次重返中国，再度以其敏锐观察和真实记录，热情赞颂了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
在这同一时期，即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30年，活跃在中国这块大地，通过报道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等各方面诸多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和事，从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西方进步记者和作家，除斯诺夫妇外，也还有不少，如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4~1950年）和安娜•刘易斯•斯特朗（1885~1970年），就是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两位。她们两人都有自己曾特别引起过轰动效果的报道文献。
史沫特莱有一本介绍朱德生平的《伟大的道路》，斯特朗有一篇《和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是她对毛泽东主席的访谈稿）。这两篇著作各自从不同角度向外部世界传播了中国国家形象。
再有，像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20世纪30年代，曾在中国上海向海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而原系美国联合社驻中国记者的波兰裔美国友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1939年就直接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抗日战争期间他做了大量向世界推介中国陕北地区“红色中国”真实情况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定留在中国，长期以来，为如实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中国进入下一个时期，即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多年，通过自己的笔墨耕耘、热情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外国朋友，更是越来越多。这里，我想只举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例子来自一位名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美国人。让我们先看看相关词书对他简要情况的介绍。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著名投资银行家、公司战略家、慈善家，同时还是科学家、作家、编辑、电视系列节目主持人。与中国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并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将中国文化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同时，他还在国内和国际媒体上就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发表评论。他写作、编辑了《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走近真实：挑战现有理念》、《中国制造：新革命的声音》等25本书。他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尤其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的中文版，是2005年2月出版的。这本书详尽介绍了江泽民的人生历程，并对江泽民担任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十数年进行了总结和评述，着重叙述了1989年后，在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出现难题的形势下，他如何领导全国人民，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并最终使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在国际政治方面，该书叙述了江泽民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努力把中国塑造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备受尊重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和外交大国。书中还披露了若干重大外交事件的始末，例如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等事件中，江泽民运用其政治智慧，坚持国家立场，维护民族尊严，疏导公众情绪，平稳化解危机，保持社会稳定的经过。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评价此书“生动刻画了在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形象”。 2008年，就在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庆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时，库恩的另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又应时问世。
外国人通常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完全集中在经济领域……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会知道，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最重大的变化，是中国人的精神转型，还有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个人自由。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各地区之间如何迥异，这种复杂性通常来说，并没有引起外国媒体的真正重视，但正是这样的差异，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质疑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所持的那种普遍简单化的观点。
对各国读者来说，避免误会、减少曲解的途径之一，就是领会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
上面这三小段话，我转引自库恩这本书的序言，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一定要给予西方公众一个正确鲜明的中国国家形象。
另一个例子则是出自一位名叫格雷戈尔•班国瑞的英国人。他是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一位长期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资深学者。2008年，他主编了一本叫《传记还是杜撰？—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书，7引起了我的分外注意。他的这本书，是针对一本竭力妖魔化新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恶毒诋毁中国国家形象、自2005年以来在世界广为流传、造成极恶劣影响的传记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国乔纳森·凯普出版社2005年出版）而编撰的。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主要作者张戎（另一作者是她的丈夫乔·哈利戴），是一个1952年出生在中国四川、1978年公派出国留学后留在英国的学生，后来成了一名国际上的自由撰稿人。20世纪90年代开始，她为了泄私愤、谋私利，采取无端编造、歪曲事实、恶意中伤的手法，不惜数典忘祖，对她所编着一书传主的攻击诽谤，真的是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从而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少有良知、重事实、讲公道、主张客观公正看待毛泽东一生业绩和作为的专家学者的不满和质疑。
班国瑞教授，正是出于对这种完全不尊重历史、恣意颠倒黑白、挟私报复、借丑化别人为自己在国际舆论界造势、博取廉价吹捧、大肆敛财的恶劣做法，深恶痛绝，感到有必要联系国际史学界对近、现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应对这一对正直史学家写作良知挑战的丑恶现象，就张戎这部书的种种观点，从各自不同角度，据理予以驳斥，以正视听。
班国瑞教授指出，《传记还是杜撰？》一书的作者们：
……揭示了张戎和哈利戴如何故意歪曲历史细节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根据自己的选择性地使用证据，对相反的证据则完全无视；对毛泽东进行诽谤，并把这些诽谤装扮成证据确凿的事实；给一些需要作出判断的证据加上注脚，使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真实，然而经不住对其来源的进一步检查；引用资料断章取义；不适当地引用一些不可能核查的资料；使用推测作为确定无疑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或者根本没有证据就轻率地做出绝对的结论；“破除”的一些“神话”其实能被证明根本不是神话，而是确凿的事实；“震惊世界”的发现被证明是多年前就被人揭露出来的陈年旧货等等。
班国瑞教授编撰的这本书，不仅指出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在自己的著述中，怎样违背了撰写人物传记应恪守的起码要求，而且也清楚说明了客观公正地撰写传记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写道：“历史著作的写作，需要像虔诚的教徒那样尊重史实，尤其是那些据说会颠覆先前偏见的史实。它需要根据历史背景对相关历史证据和历史事件作出公正的评判。而人物传记的写作，则需要对人物的情况有全方位的把握，对传主的认识要具有一致性和整体性，并能够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当然，《传记还是杜撰？—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们对张戎书中各个论点从内容到写作手法的具体批驳和斥责，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展开，仅从上面援引的班国瑞教授那两段提纲挈领、直奔张戎著书险恶用心和卑劣手法的公正评语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张戎那本长期以来在西方国家书肆受尽吹捧、一直位居国际畅销书榜首的“成功之作”，这次受到了多么沉重的打击；同时，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像班国瑞教授这样为还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本来面貌、主动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国际朋友，对我们在国际上维护中国的、正确的国家形象，是多么的重要。
以上，我把自鸦片战争以来这近170年中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友人笔下在世界范围得到四处传播的细枝末节，进行了大体的梳理；我把由此而形成的一幅充满人间大爱的瑰丽历史画面看作是：人类良知追求进步和公正的一种国际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因为发生在中国大地，所以它更值得中国的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去认真考察和研究。
“国家形象”，如果要我来做一个最通俗的解释，那就是：外部世界看你这个国家时得出的最鲜明印象。“国家形象”，它本身是虚拟和抽象的，总得通过一定形式的载体表现出来，而且这种载体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一个国家，它那得到全民拥戴的国家领导人，由于他（她）代表了本国人民的意志和体现了这个国家精神层面上的最高追求，因而他（她）自然也就成了这个国家国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载体；再如，一个国家为抗外侮、争独立、求解放前赴后继，不惜杀身成仁、为国捐躯、为民争利而涌现出的庞大英雄群体，由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追求的都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以整个这一群体也就可以看作是全民族的脊梁。因而，众多国际友人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个英雄群体的所做的客观、真实而又感人的报道，应当说，都是对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范围最有力、最有影响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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