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人的关注下，陈光诚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了知名的“维权人士”。他是盲人，不会玩“躲猫猫”，没有人、没有理由再敢让他“离奇死亡”，从而有空间让自己的故事不断曝光，也让那些原本躲在黑暗中的人走了光。
一个山东临沂的盲人律师，为了维护村民和残疾人的正当权益，与当地政府扛上了，但胳膊拗不过大腿，他最终被判处4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又遭到软禁、殴打，他的妻子和上小学的孩子都没放过。这个人叫陈光诚。
无论后来发生的事多么曲折离奇，甚至美国总统、国务卿也卷了进来，故事的梗概都跳不出上面那90个字。无论后来剧本的台词如何被一些御用文人改造，剧情的关键词都离不开“暴力”。如果故事的主角不是盲人，一个在生理上失去了威胁对方的能力的人，这个剧本可能早早的就以陈光诚的暴毙而划上句号。他会跟浙江钱云会、江西钱启明、湖南游寄安、乌坎薛锦波一样，成为誓死捍卫自己权益的牺牲品。“离奇死亡”清一色是这类事件的结局。
相比于壮烈牺牲的那几个农民，陈光诚是幸运的，他活了下来，因为他靠自学获得了一点文化，没有将自己的故事局限在临沂，他让自己成为了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时代周刊2006年“塑造世界的一百人”。在外国人的关注下，他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了知名的“维权人士”。他是盲人，不会玩“躲猫猫”，没有人、没有理由再敢让他“离奇死亡”，从而有空间让自己的故事不断曝光，也让那些原本躲在黑暗中的人走了光。
最先走光的是地方“人民政府”。政府就政府，非要加上“人民”来装饰，好像人民曾经拥有过似的。山东临沂的政府，连人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都收缴，国法成了家法，一人“犯法”全家诛连。如果你去搜索引擎键入“临沂”，后面很容易跟着“黑恶势力”、“黑社会老大”。临沂的公检法部门基本沦为黑恶势力的打手。“临沂市人民政府”在这里应改为“临沂市修理人民政府”。钱云会、钱启明、游寄安、薛锦波所在地“人民政府”同此操作。
中国的人权是羞于与国际接轨的，所以“人权”成了敏感词，临沂的故事很好地诠释了这个敏感词。一个孕期已有6个月且属于合法准生指标的胎儿，因父母办出生手续不及时被活活扼杀，陈光诚的牢狱之灾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个已充满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计生办一干人士的操作下，不但成了反人权的口实，也成了中饱私囊的工具。最近有报道称，全国超生者缴纳的所谓“社会抚养费”，仅2011年就达到279亿元，去向成谜。一些地方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被媒体称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
集权政治在陈光诚事件中暴露了它千疮百孔的底裤。一个在台上口口声声号称的“法治国家”，到了台下变成了“丛林国家”，任何法律到了地方都失效，政令不出中南海，法令不出人大会。
地方自有一套，一切依权力行事，弱肉强食才是它的最高准则。中央集权制变成了联邦制，而中国地方政府有比美国州政府更大的“家法”制定权、自由裁量权。
从2006年开始，陈光诚事件就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了一个国际事件，如果任何一级党政部门能真正认识到人民权益的重要性，能真正放下身段去倾听人民的呼声，去解决人民的问题，此事断不会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这种不作为凸显的是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官场逻辑。
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100多年之后，中国仍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能自拔。一方面，她保留着封建的气质，独断专权，不加掩饰的野蛮和傲慢，偶尔又装着与民同乐，时不时地送上要自我革命的秋波。一切行为服务于皇权的稳固，但凡有动摇权力的“孤立事件”，格“杀”勿论（包括封杀）。除此之外，贪污腐败、尔虞我诈都好说；另一方面，她又有着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征，只有外国使领馆才能成为中国人的避难所，其他地方都人人自危，相互杀戮和迫害成为习惯。
孟德思鸠在三百年前说：“专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下级给上级送礼，而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于是上下级合伙对人民没有义务。。。在那里，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
在陈光诚事件中，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也走了光。藏馆事件发生后，报纸噤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官媒在警戒线外极力拉上遮羞布。《北京日报》的社论极具代表性，将矛盾转向美国政客，并将陈光诚描述为美国政客抹黑中国的工具。《环球时报》则认为陈光诚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偏执狂，一个挟洋自重的卖国贼，而对合理的公民诉求和公民权益统统漠视。党报系统的御用文人颇有戈培尔、姚文元当年之神韵。
有网友评论说，正是这些眼不盲心盲的党棍的拙劣表演，才抹黑了这个国家，让“伟光正”“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2,000万人的先秦，诞生了多情的“关关雎鸠”；8,000万人的唐朝，吟诵出不朽的“床前明月光”；就是腐朽的3亿人的清朝，也写出了伟大的“红楼梦”；13亿人的中国，从概率学上说，总该创造一些什么经典吧？但我们最著名的只有《人民日报》社论。
在这个国家，有太多的敏感词，人民不能大大方方地谈政治，谈中国向何处去，只好选择了“娱乐至死”，于是，创造了“宁可在宝马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经典语句，于是，将一个车展办成了人肉展。在这样的环境中争夺国际话语权，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实，中国的网络社会已经成型，但管理者还在坚持朝鲜化道路，继续用硬维稳的思路进行社会管理只是抱薪救火。政府与民众的互信被各个既得利益部门透支，任何暴力除了显示管理者的虚弱和无能，别无他用。
陈光诚事件也让“希拉里”国走了光。这个爱插手他国事务的世界警察，执政的民主党原以为可以利用陈光诚挽回共和党对王立军成都藏馆事件的打击的影响，既想让他成为与中国外交的砝码，又不想发展到惹火上身，没想到却被陈光诚的懦弱和无序给搅和了，只好暗中下令将其逼出馆外，结果被反咬一口，想“亲吻希拉里”变成了“欺骗我走出使馆”。奥巴马的“软弱”和“纵容”让共和党抓住，在美国媒体热炒。
民主党只得再编“自愿离开”的故事，一边扮演关怀照顾的角色，到医院问寒问暖，想方设法将烫手山芋扔回给共和党。一心盼着对方出丑的美国两党政治，在陈光诚事件中暴露无遗。最后，奥巴马政府可能既没讨好维权人士，也没讨好到美国国民，而是好过了专制政府的当权者。
中央政府这次“依法”处理陈光诚事件表现出的柔性态度值得我们叫好，人大常委会5月2日通过了在全国进行维护残疾人权益的执法大检查，这的确是一个进步。但对屡屡出事只能亡羊补牢的办法不宜太过乐观，我们怎么能证明不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故需要以观后效。
顾城有两句很有名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如果放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要改成“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走光的风景”。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最后还是用黑色的眼睛在陈光诚事件中找到了一丝光明。中国公安部在处理此事中，表现出了非常开明主动的态度，积极推动事件向妥善解决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警察越来越像“人民警察”，城管队伍划归公安系统后也开始“从良”，“柔性执法”大行其道，改善了警民关系。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那句“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的口头禅令人温暖。
这表明，“人民政府”就住在“修理人民政府”的隔壁，1,000万公务员只要向人民多迈几步，跨过那道门就是人民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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