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这次事件的处理，给人的感觉是办事情想不清前因后果，被人耍来耍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美国在外交上犯了六个错误。
美国前任国务卿（1982-1989）乔治舒尔茨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不光要有历史文化和经济实力，在外交上也应该学会更加成熟。这次陈光诚事件，让人觉得这话今天要倒过来说，美国如果想要保住世界强国地位，不光要有经济军事实力，在外交上也要学会避免低级失误。
美国犯了六大错误
美国对这次事件的处理，给人的感觉是办事情想不清前因后果，被人耍来耍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美国犯了以下六个错误：
第一是患了王立军后遗症。王立军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美国没有接受，将其“劝退”，结果奥巴马政府遭到国内政敌的攻击，指责他对中国太软弱。这次为了不让对手抓住把柄，而且面对的是美国喜欢的“人权斗士”，于是急于立功，草率行事，反过来让自己尴尬。
第二是用错了人。美国国务卿希拉莉把处理此事的重任交给了几个不称职的人，一个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另一个是负责人权事务的法律顾问高洪柱，前者是日本问题专家，不懂中国，后者是韩裔，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长，对中国不敢说是一窍不通，但当然谈不上精通。还有美国大使骆家辉，曾任华盛顿州长和商务部长，虽然是华人面孔，但是比美国白人还美国人，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工作，自然谈不上对中国的精通。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负责处理如此重大敏感的事件，这几个人居然没有一个能说中文的。相反，中国负责谈判的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与美国打交道的时间长达30多年，英文流利，外交上熟门熟道，在谈判中显然更胜一筹。看到这种差距，连《纽约时报》都自叹不如。
第三个错误更低级，可能是急于向奥巴马显示政绩，这几个外交官令人无法置信地表现出思维上的混乱。如果刚开始就已经知道陈不想出国，美国使馆就不该派车去接他，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外交渠道（例如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对话），呼吁保障陈的权利。将陈接进大使馆弊大于利，除非陈要政治庇护，否则达不到任何政治目的，反而让他陷入困境，出来后也不好做人，这是没想清楚的第一步。
后来陈真的出来了，到北京朝阳医院就医，美国使馆只是从中国政府取得了口头承诺公正处理此事，居然没有书面协议，这是没想清楚的第二步。后来这几位外交官争辩说当时没有时间，那是借口，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况且中国也想尽快在高层对话开始前解决问题。据说这两步错棋都是在高洪柱的建议下走的，堂堂耶鲁大学法学院长，居然忘了签协议，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高估陈的理智 错估中国政治复杂性
第四个错误是高估了陈的理智，没想到他会出尔反尔，变来变去。刚进使馆的几天，无论美国官员如何劝他申请政治庇护，他都不愿意，美国只好放人，到了朝阳医院，陈又说是在美国使馆的压力下他才同意出来就医的，其实他还是很想去美国的。此话一出，立刻引起美国国内奥巴马政敌的一片哗然，指责为什么不给陈政治庇护，这让骆家辉里外不是人，很恼火，但还得忍着气再去帮陈去美国，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与陈的谈判中高估了他情绪的稳定性。
第五是高估了陈去美国的重要性。陈的最终出走，美方认为是个胜利，共和党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就说，他觉得陈在美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中国却卸下了一个包袱，因为中国知道，但凡这类人去了国外，很多人都改行了，有的甚至靠施舍度日。据说陈要去纽约大学读法律，他要是能读下来并取得法学学位，自然会对中国的民主法制有好处，但他并无正规的学术训练，英文恐怕更不行，除非发给他一个名誉学位，但那有什么用？第六是错误认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先是过高估计了中共高层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性，认为不能过分刺激中国政府，以免引起强硬派的反弹，结果在谈判中反而缩手缩脚，不敢得罪中国。另外，美国又过低估计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中央想做的事情，地方并不一定去做，百姓常常越过地方，用中央来钳制地方，陈在他的录像中让温家宝处理地方官员，说明他也看出中央与地方的不一致。当他听说如果他不从美国使馆出来，他的家属就会被送回山东老家，他就立刻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一旦送回去，中央政府就无法控制地方。这个谈判筹码，中国人能明白。美国人却没看出来，话又说回来，如果美国人当初就看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可能就不会让陈进大使馆，上述第三个低级错误就可以避免。
陈光诚感情不稳定，是因为在地方受了太多年的压抑，美国处理问题的思维混乱，可能是因为过多顾及大选之年国内政治斗争的眼前利益，结果却忽视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也显示出在对华政策上的不成熟。
本文作者唐文方，为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讲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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