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上周宣布公开招聘副局长及政治助理，港媒评论称，此举有助提高透明度及认受性，但新措施绝不能沦为政治包装，切忌将副局长和政助作为报答政治支持者、向亲建制政党输送政治利益的工具，必须坚持用人唯才宁缺勿滥的原则。
上周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宣布决定公开招聘副局长及政治助理，更引入唐英年阵营的胡定旭参与遴选。副局及政助在曾荫权任内首次招聘时，被指黑箱作业用人唯亲，梁振英决定公开招聘，有助提高透明度及认受性，但新措施绝不能沦为政治包装，切忌将副局长和政助作为报答政治支持者、向亲建制政党输送政治利益的工具，必须坚持用人唯才宁缺勿滥的原则。
新一届政府决定保留副局长及政治助理职位，但每个政策局只会获批每年120万元聘请政助，不可以像现时般以10多万元月薪聘请一个助理，而是每月用10万元聘请2至3人，每名助理的月薪相应下调至数万元。候任特首梁振英已向各政党及政团招手，希望他们推荐副局长或政助人选，5月17日更发出公开招聘通知，呼吁有志者自荐去信候任特首办。
政助制度有原罪 新思维打破枷锁
这次招聘副局长和政助，梁振英设立遴选工作委员会，由他亲自担任主席，成员除了岭南大学校董会副主席高静芝、观塘区议会主席陈振彬及候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椒芬，还包括了唐英年支持者、总商会主席胡定旭。由委员会初步遴选后，再由相关的司长及局长挑选人才。
副局政助制度当年推出时先天不足，后天残缺不全。扩大政治任命制度，必然会削弱传统的政务官决策制度，在官场内部自然备受质疑，当年找来的人选更被指是“政治见习生”、“唔够班”，但工资却超高，与其幼嫩的政治历练不成比例，更有不少人选被指是当时特首办主任陈德霖的亲信。曾荫权当年招聘时，虽然同样设有聘任委员会，但操作过程黑箱作业，用人唯亲的影子甚浓。虽然曾荫权政府力撑找来的都是人才，物有所值，但实际情况公众看得分明，多数副局长和政助就任后政绩欠奉，没有履行向议会和公众解释政策的基本职责，躲在办公室里学政务官般开会和写文件，副局政助制度从此沾上了“政治原罪”。
要打破这个原罪，梁振英政府必须有新思维，除了降低政助的工资，还要以更开放的招聘程序，找到更符合条件的政治人才，并且须要求获委任者持续不懈地执行面向议会、传媒和公众的政治说服工作。公开招聘、遴选委员会包括唐营中人，这些做法都较以前进步，有助提高制度的认受性，但只是走对了第一步，关键是结果。
市民期望已提高 政治酬庸势反弹
副局与政助目前仍处于招聘初阶段，最后人选仍未出台，社会不宜“未审先判”，但民众有权提出意见和诉求，可以对遴选程序和遴选结果有所期待，梁振英政府应视此为鞭策与动力，认真响应用人唯才的社会期望，找来及格称职的人选。如果最终出来的结果显示，不同政治背景的人都能入局，而且都有良好学历和相关的政治经验，并且敢于积极面对议员、记者和公众，公众才会相信新一届政府真正做到不分党派、用人唯才。
若遴选委员会在申请人中一时间无法找到足够的合适人选，就应抱“宁缺勿滥”的原则，宁愿让部分职位暂时悬空，留待日后找到合适人才再作聘任，勉强任用不够资格的人，只会适得其反，两败俱伤。如今社会的期望很高，市民若发现政府言行不一，口讲“为港储备政治人才”，但找来的又是见习生水平的庸才，甚至发现当中有职位被当作政治酬庸，广招建制派亲信，大搞马房文化，市民的失望与反感或会瞬间爆发，新政府的民望势将受到严重考验。
有政治分析指出，加入胡定旭是梁振英欲摆出“大和解”的姿态，但从一般市民的角度来看，大和解与否只是政治权贵之间的权力游戏，与大众无关，社会关注的由始至终是人选是否称职，是否物有所值，能否有助施政。若强求大和解而把职位拿来“分饼仔”，甚至为求安抚竞选对手而把任命当作政治酬庸，大举招揽唐英年支持者，这只不过是另类的用人唯亲，打和解之名而行黑箱作业之实，公众同样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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