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美国的民主政体都是基于同样的人性观念：人类天然是自私的，天然需要监督。民主体制下的选民在政客的娇惯下，越来越把他们的欲望当作特权，一旦他们的政客没有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勃然大怒。
欧美历史上的民主先驱对人性有着幽微而精确的体察。他们知道，无论谁逮到时机，都会想法儿捞一把。他们还知道，人都是短视的，宁愿放弃长期利益而选择短期利益。所以几百年来，民主先驱设立了一系列的监督机制来保证国家不受人性弱点的腐蚀。
美国建国者采用的手段是分散权力。他们用监督与制衡机制来阻挠或反对公众的意志。为了鼓励公民运动而分散公权力，他们还寄希望于公众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发扬自我克制和社会责任意识。
相反，欧洲的权力则是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少数行政人员和政治领袖手里，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同一个精英学校学习艺术与管理。在议会体制下，选民甚至无法直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他们选的是政党，然后政党领袖再挑选组阁人选。整个过程通常并不公开。
虽然形式各异，欧洲和美国的民主政体都是基于同样的人性观念：人类天然是自私的，天然需要监督。但民主的自我管理仍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设计出适当的制度来监控私心。
詹姆斯·麦迪逊说得好：“人性有堕落之处，需要一定的审慎与怀疑之心；所以，人性还有另一面，让人保有一定的自尊和自信。”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欧美国家失去了平衡的政治智慧。现在的领导人不懂得限制公众意见。相反，他们拼命地讨好公意。各种庞大的民意调查机构帮助领导人预测并回应民意。民主体制下的政客的思维就像公司经理一样：满足客户的需要。顾客就是上帝。
许多选民没有了清晰的自我认识，把他们的欲望当作特权。一旦他们的领导人没有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勃然大怒。就像任何一个正常人一样，选民群体要求政客给他们好处，但他们自己则不愿意付出任何东西。
这一转变的后果十分明显。在欧洲和美国，政府现在向选民提出的承诺越来越美妙，以致根本无法兑现。同时，决策机制失灵了。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依旧贪婪，但自我克制的政治准则却不存在了。
美国分散的权力制衡机制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政治责任被分散了。国会能够靠借钱来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但每当它要求民众保持克制时，却总是受到阻碍。
奥巴马的著名竞选广告“朱莉娅的故事”充分体现了这个新特征，现在政府的形象就像个好爸爸，为民众提供免费午餐，照顾好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公民联盟”（The Citizens United美国的一个保守主义民权组织）为其他利益集团树立了榜样，这些利益集团可以自如地获得免税或监管优待资格。美国老年人获得的医疗保障比他们为医保体制做出的贡献要高好几倍。
而欧洲的工人希望减少工作时间，享受美好的生活。他们既想要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又要高福利的医疗保障。欧洲福利国家就是因为想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而破产了。
欧洲统治阶级原来通过各国的政治制度而使自己的权力得到监督。但现在，欧洲有了一个技术官僚体制----欧盟。欧盟凌驾于一般的监督体制之上。影响各个家庭和国家的决策是由某个神秘、超国家的阶层做出的。一旦事情出了问题，欧洲人根本不知道谁在做决策，谁应该为事情负责。所以，他们自然会感到无能为力，不信赖任何政客。
西方民主体制在自信与怀疑之间求得平衡。选民可以自我监督，统治者也受到监督，这就是制度成功的秘诀。一旦人们觉察不到自己的弱点，自我怀疑的审慎精神就会丧失，监督体制就会崩溃。对手没有自我监督，我自己也就没必要克制私欲。
欧洲与美国同时出现了债务危机和政治瘫痪，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人们过去认为，人性堕落是天然的，自我管理十分脆弱，几乎不可能实现。现在，他们却觉得人性堕落根本不存在，不去研究如何自我管理。
我们必须坦率承认自身的缺陷，并努力控制人性的弱点，而不是片面崇拜自身的欲望，只要这样才能让美国和欧洲重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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